這個建議也來得不是時候，因為若干時以來，我已經在制訂計劃，要完全拋棄文學，特別要完全拋棄作家的職業了。我最近遭受到的一切，使我恨透了那些文人們，同時我體會到，要干同樣的行業而不和他們發生關係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樣憎恨那些社交界人士，並且一般說來，我也同樣憎恨我最近所過的那種一半屬於我自己、一半屬於那些與我生活不合拍的社交圈子的混合式的生活。我那時特別感覺到，而且由於一貫的經驗感覺到，任何地位不平等的交際總是對弱者一方不利的。我跟與我選定的身份不同的富豪們生活在一起，雖然家裡不需要他們那樣的排場，卻也不得不在許許多多的事情上學他們的做法；種種小費，在他們根本就不算什麼，在我則既無法可省，又不勝負擔。別人到朋友的別墅裡去住，不論是在餐席上還是在臥房裡都有自己的待僮隨身侍候，需要什麼就派侍僮去找什麼。由於跟主人家的仆役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甚至也見不到他們，所以他給他們賞錢也就只憑他高興，愛怎樣賞就怎樣賞，愛什麼時候賞就什麼時候賞。而我呢，單身一人，沒有仆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仆役，這就得買他們的歡心，免得多吃苦頭。我既被看作和他們的主人處于平等地位，也就必須把他們當作仆役看待，甚至比別人對他們還要優厚些，因為事實上我比別人更需要他們侍候。如果這家仆役不多，倒也還罷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仆役都是很多的，個個都很傲慢，個個都很狡猾，個個都很警覺——我是說為他們的利益而警覺，那些壞蛋專會那一套，要我不斷地需要使喚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巴黎女人可謂聰明伶俐，可是對這一點卻毫無正確概念；她們拚命要為我節省開支，結果卻叫我傾家蕩產。如果我到城裡去吃晚飯，離家稍遠一點，女主人總是不肯讓我派人去僱一輛馬車，一定要人駕車，用自己的車子把我送回來。她很高興為我省了二十四個蘇的車費，至於我賞給侍仆和車伕的那一個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個女人從巴黎寫信給我，寄到退隱廬或蒙莫朗西，為了體惜我該付的那四個蘇的郵資，便專門派一個僕人送來，這僕人步行來，跑得滿頭大汗，我得給他飯吃，還要賞一個埃居，當然，他得這一個埃居一點也不虧心。若是她建議我跟她到鄉下去住幾天，她心裡總是想：「對這個窮小子，這總是一種節約，在這期間，伙食總不要他花一個錢的。」她就想不到，在這時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內衣、我的服裝，都還是照樣出錢不誤，刮鬍子錢還要多出一份，總之，在她家住花的錢要比在自己家裡多得多。雖然我賞那些小費只限於我慣常去住的那幾家人家，可是這種賞錢對我免不了還是負擔奇重的。我可以保證，我在奧博納烏德托夫人家裡足足花了有二十五個埃居，而實際上我在那裡只不過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萊特，在我到那裡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個皮斯托爾。象我這樣脾氣的人，什麼也不會自己料理，什麼事都不會取巧，又看不得一個仆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時候那副不樂意的樣子，這些小費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賓夫人家裡，我總算是她家裡的人了，給僕人們也不知道幫過多少忙，可是我受他們的服侍，從來也都是花大錢換來的。到後來，我不得不完全放棄這些小賞賜，因為我的境遇已經不容許我這樣做了；也就是在這時候，人家更加嚴酷地使我感覺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來往是多麼不相宜。

如果這種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錢去買快樂，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傾家蕩產去買苦吃，這就太難堪了。我痛感這種生活方式的沉重壓力，所以我就利用當時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間隙，下決心把這種自由生活永遠繼續下去，完全放棄上層社交界，放棄寫書工作，放棄一切文學活動，終我之身，隱遁在我自覺生而好之的那種狹小而和平的天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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