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這一陣轉瞬即逝的紅運當中，早就醞釀著一場標誌紅運結束的災禍。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就在那裡又結識了一個新交，也和平時一樣，完全是不由自主的。這個新交在我的歷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人們讀到下文就可以判斷那究竟是福還是禍。我說的是我那女鄰居韋爾德蘭侯爵夫人，她的丈夫剛在離蒙莫朗西不遠的索瓦西置了一座別墅。她原是達爾斯小姐，即達爾斯伯爵的女兒，伯爵是個有地位的人，但是很窮；達爾斯小姐嫁了韋爾德蘭先生，而這位韋爾德蘭又老、又醜、又聾、又嚴厲、又粗暴、又好吃醋，面帶刀傷，還瞎了一隻眼，不過，如果你能摸到他的脾氣的話，老底子還是個好人；他有一萬五千到兩萬利物兒的年金，她就被嫁給這筆年金了。這個活寶老是咒罵、叫嚷、暴跳如雷，弄得太太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然而最後總是太太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而這樣還是叫她生氣，因為她要他承認是他自己願意她要他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而不是她要他這樣做的。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馬爾讓西先生原是太太的朋友，後來又成了先生的朋友。他把他靠近奧博納和安地裡的那座馬爾讓西府租給他們，已經有好幾年了；我跟烏德托夫人熱戀的時候，他們正住在那裡。烏德托夫人和韋爾德蘭夫人之互相認識是由她們的共同朋友多伯舍爾夫人的關係；由於烏德托夫人要到她特別歡喜的地方奧林匹斯山去散步，就必須穿過馬爾讓西園林，所以韋爾德蘭夫人就給她一把鑰匙，好讓她過路。憑了這把鑰匙我也常跟她一起穿過這個園林，但是我不歡喜碰到什麼不期而遇的人，當我們偶然碰見韋爾德蘭夫人的時候，我就讓她們倆在一起談，不跟她說話，一個勁兒朝前走。這種不夠慇勤的態度一定不會給她留下好的印象。然而，她一住到索瓦西，還是找上門來了。她到路易山來看我，好幾次都沒有碰上，見我老不回拜她，便送了幾盆花給我裝飾平台，逼得我去回拜。我非去謝她不可了：我們就這樣打上了交道。

這個來往一開始就是風波頻起的，凡是不由我自主的來往都是如此。在跟她的來往當中，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平靜，韋爾德蘭夫人的氣質跟我太格格不入了。她的俏皮話和諷刺語脫口而出，你必須時刻注意——這對我來說是很傷腦筋的——才能感覺到你在什麼時候被她嘲弄了。我現在想起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她的哥哥剛奉派為驅逐艦艦長，在海上對英國人遊弋。我就談這艘驅逐艦的武裝是怎樣配備而不妨害它的輕快的。「是呀，」她以極平淡的語調說，「只要裝上夠戰鬥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聽到她在背後說朋友們的好話而不帶點挖苦的意味。什麼事她不是往壞處想，就是往可笑的方面看，她的朋友馬爾讓西也未倖免。我覺得她還有一點叫人受不了的，那就是她一會兒給你帶個口信，一會兒給你送點禮物，一會兒給你來個便條，真是煩人，我就得絞盡腦汁去答覆，是領謝還是拒絶，叫我實在為難。然而，由於我經常見到她，終於對她產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處，我有我的苦處。彼此傾訴衷腸就使我們覺得我們的單獨交談是饒有興趣的事，沒有比兩人在一起對泣的那種甜蜜滋味更能把心和心聯繫起來的了。我們倆設法會面，互相安慰，這種需要常使我把很多事情都原諒過去了。我對她除了真誠坦白之外，有時也很粗暴，對她的人品極不尊重。而這時又需要對她極大的尊重才能相信她真誠地原諒我。我有時也給她寫信，下面就是一個樣品；象這種信，她在覆信中從來沒有顯出過絲毫不快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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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0年十一月五日，于蒙莫朗西

你對我說，夫人，你的話沒有說清楚，無非是為了要我認識到我的話說得詞不達意。你對我說你愚蠢，無非是為了要我感覺到我自己愚蠢。你自誇你只是一個老實人，就好象你生怕別人聽了你的話就真相信你是老實人，而你向我道歉，無非是為了要我知道我應該向你道歉。是啊，夫人，我清楚地知道，愚蠢的是我，老實人也是我，如果可能的話，還有更壞的呢；是我不善於斟酌字眼，不能叫象你這樣注意詞令而又善於詞令的一位美麗的法國貴婦聽了中意。然而，請你也想想，我都是按照語言的通常意義來遣詞造句的，我根本不懂得或者不想學巴黎的那些道德高超的社交團體裡對詞語改採取的那種高雅的用法。如果有時我用的詞語模棱兩可，我總努力叫我的行為來確定它的意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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