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森堡先生昨天早晨六點鐘走了。我還不知道我去不去。我候他來信，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在那裡待多少時候。我看了聖佛羅蘭丹先生，他極願為莫爾萊神父幫忙，不過他在這件事上遇到了些障礙，然而他仍然希望當他下星期見到國王的時候能克服這些障礙。我又曾求情，不要把他流放出去，因為那時人們正在談這個問題，要把他發配到南錫去。以上，先生，就是我所能獲得的結果；但是我向你保證，事情一天不象你所希望的那樣了結，我就一天不讓聖佛羅蘭丹先生安寧。現在請允許我告訴你，我這麼早就離開了你，心裡是多麼悵惘，我敢說，你對這種悵惘之情是猜想不到的。我衷心愛你並且一輩子愛你。

幾天後，我收到了達朗貝的這個便條，它使我感到了真正的快慰（丁札，第二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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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

我親愛的哲學家，仗着你的力量，神父己經從巴士底獄出來了，他的拘留也將毫無其他後果。他明天就到鄉下去，並和我一起向你致無限的謝意與敬意。

Valeetmeama（珍重並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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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神父也給我寫了一封謝函（丁札，第二九號），我覺得這封謝函並未顯出某種至情的流露，他似乎貶低了我給他所幫的忙。又過了若干時候，我發現達朗貝和他在盧森堡夫人面前似乎把我……我不說把我項掉了，但是可以說是繼承了我的位置。他們在她心裡得到了多少地位，我就在她心裡失掉了多少地位。然而，我並不認為是莫爾萊神父曾促使我失寵，我太敬重他了，絶不能有這樣的懷疑。至于達朗貝，我在這裡暫時不說什麼，以後再談。

就在這個時候，我又遇到另外一件事，使我給伏爾泰先生寫了最後一封信。他對這封信大叫大嚷，彷彿是什麼了不起的侮辱，但是他從來沒有把這封信拿給人家看過。我將在這裡把他所不曾肯做的事補充起來。

特目布萊神父這個人，我有點認識，但見面不多，一七六0年六月十三日他寫信給我（丁札，第—一號），對我說，他的朋友兼通信對象福爾梅曾在他的報上把我致伏爾泰先生論里斯本災難的信印了出來。特呂布萊神父想知道這封信是怎麼印出來的，並且以他那種奸巧虛偽的作風，問我對於重印這封信的意見，卻又不願把他自己的意見告訴我。我最恨這種耍滑頭的人，我理該向他致謝的還是向他致謝了，但是採用了一種嚴峻的口吻，這種口吻他感覺到了，卻並沒有擋住他又給我花言巧語地寫了兩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為止。

我很明白，不管特呂布萊怎樣說，福爾梅找到的那封信絶不是印的，那封信的最初印刷就是出於他之手。我知道他是個不要臉的剽竊手，毫不客氣地拿別人的作品來自己發財，雖然他還沒有無恥到把已經出版的書抹掉作者的姓名後放上自己的姓名然後賣出去牟利這樣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但是這原稿怎麼落到他手裡的呢？問題就在這裡。其實這問題並不難解決，可是我當時頭腦太簡單了，竟為解決這問題感到為難。雖然伏爾泰在這封信裡是被推崇備至的，可是，如果我不得他的同意就把它印出來，儘管他自己的手法不大正派，還是有理由鳴不平的，所以我決計為這問題給他寫封信。下面就是這第二封信，他對這封信沒有作答，可是，為了更能自由自在地發他那種暴躁脾氣，他就裝出為這封信氣瘋了的樣子。

一七六0年六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原不想再跟你通信的，但是我聽說我一七五六年寫給你的那封信在柏林被印刷出來了，我不能不對這一點向你說明一下我的行徑，並且我將真誠地履行我這一義務。

那封信既是實實在在寫給你的，就絶對不是準備付印的。我曾以保密為條件，把它抄給三個人看了，對這三個人，友誼的特權不容許我拒絶做這樣的事，同時，這同樣的特權更不容許這三個人背棄他們的諾言，濫用他們手裡所存的抄稿。這三個人就是舍農索夫人（杜賓夫人的兒媳）、烏德托伯爵夫人和一個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國人。舍農索夫人曾希望那封信能印刷出來，並曾徵求我同意，我對她說，這件事應該由你決定。人家曾徵求你同意，你拒絶了，事情也就不談了。

然而，特呂布萊神父先生原與我無任何關係，最近卻寫信給我，以十分客氣的關懷對我說，他收到了幾份福爾梅先生的報紙，在裡面讀到了那封信，還附有編者的一則按語，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寫的，說明那封信是在幾星期前得自柏林坊間，因系活頁印刷，一經散佚即不可復得，所以覺得應該載入他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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