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是在狂歡節開始時出版的。一天，歌劇院正要舉行大舞會，一個書販把這部書送到達爾蒙王妃手裡。晚飯後，她叫人給她上裝，好去跳舞，然後一面等候，一面就拿這部新小說讀將起來。半夜，她命令套車，接着又繼續讀。有人來報告說車套好了，她沒有答話。她的仆從看她讀得忘形了，便來報告她說，已經兩點了。她說：「還不急，」仍然讀個不停。過了一陣子，因為她的表停了，便撳鈴問幾點鐘，人家對她說四點鐘了。「既然如此，」她說，「赴舞會太遲了，把車上的馬卸下吧。」她叫人給她卸裝，然後一直讀到天亮。

自從人家把這件事告訴了我之後，我老想見見達爾蒙夫人，不但要從她口裡知道這件事是否完全真實，也因為我老是這樣想：一個人對《愛洛伊絲》發生這樣強烈的興趣，準是有那種第六感，那種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這種第六感的心靈太少了，沒有這第六感，誰也不能瞭解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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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婦女們對我發生如此好感的一點，就是她們都深信我是寫了自己的歷史，我自己就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這種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亞剋夫人竟寫信給韋爾德蘭夫人，托她求我讓她看看朱麗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個人不可能把他沒有體驗過的情感寫得那麼生動，也只有根據自己的心靈才能把愛情的狂熱這樣地描繪出來。在這一點上，人們想得是對的，的確，我這部小說是在最熾熱的心醉神迷中寫出來的；但是人們以為必須有實在的對象才能產生出這種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錯了；人們絶對意識不到我的心能為想象中的人物燃燒到什麼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時代的遙遠回憶和烏德托夫人的話，我所感到的和描寫的那些愛情只能是以神話中的女精靈為對象了。我既不願肯定、也不願駁斥一個於我有利的錯誤。人們從我單印出來的那篇對話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樣在這一問題上讓社會自己去捉摸的。要求嚴格的德育家們說我應該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說出來。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非這樣做不可，並且我相信，如果沒有必要而作此聲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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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版的。頭一年我把稿子交給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報》的主編，而且不管我願不願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報紙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義來逼我幫他充實《世界報》。他聽人說起《朱麗》，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報上發表，他又要我把《愛彌兒》也在他的報上發表，如果他對《社會契約論》聽到一點風聲的話，也會要我送給他的報紙發表的。最後，我被他麻煩夠了，便決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個金路易的代價讓了給他。我們原來約定只在他的報上發表，但是手稿一歸他所有，他就覺得出單行本合適一一單行本有若干刪節，都是審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對這書的評論也附上，那又該審查得怎樣了呢？十分僥倖，我沒有對巴斯提德先生談起我那篇評論，它不在我們的合同範圍之內。這篇評論現在還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萬一有一天它被發表出來，人們將會看到，伏爾泰關於這一問題所開的那許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種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啞然失笑！這個可憐人在他插嘴亂談的那些政治問題上究竟見識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當我在社會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贏得寵幸的時候，我感到我在盧森堡公館裡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帥先生面前，因為他對我的盛情和友誼還彷彿在與日俱增，而是在元帥夫人面前。自從我不再有什麼東西可以讀給她聽，她住的那套房間就不那麼對我敞開了；她來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時候，我雖然還相當經常地前去拜謁，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几乎見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標明在她的身邊了。既然她不再把這個坐位給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說話，既然我跟她也沒有多少話可說，我就寧願坐另外一個位子，這樣還比較舒服些，特別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覺地就漸漸養成了坐到離元帥先生較近的地方的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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