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的一個損失——最後一個，因為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個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帥勛爵。他沒有去世；但是他倦于為忘恩負義的人們服務，離開了訥沙泰爾，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他還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還健在，並且，虧了他，我在塵世上的依戀之情才沒有完全斷絶。塵世上究竟還剩下一個人配享有我的友誼；因為，友誼的真正價值在人們所感到的友誼之中比在人們所喚起的友誼之中體現得更多。但是我已經失掉他的友誼所給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從此我只能把他放在我仍然愛慕卻又不再有任何關係的那種人之列了。他那時正要到英國去接受國王的赦免，並收回他過去被沒收的財產。我們分別時並不是沒有訂好重逢的計劃，這些計劃，對於他和對於我，都差不多是一樣甜蜜的。他準備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裡定居下去，我將來也要到那裡去看他；但是這個計劃，對我來說是太稱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實現。他後來並沒有留在蘇格蘭。普魯士國王的懇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會兒人們就會看到，我是怎樣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會的。

他在動身前就預料到人們開始煽動起來反對我的那場風暴，所以他主動派人送給我一份入籍證書，這似乎是一種很可靠的防止別人把我驅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維爾谷地的古維教會又效法總督的榜樣，給了我一份入會證，和入籍證書一樣，也是免費的。這樣，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國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驅逐，就是君主也無此權力了。但是，對於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從來就是不經合法途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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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不能把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這時期所受到的損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過，所以和他有過若干交往，但是從來就不怎樣親密。我還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自從我獲得比他更大的名聲之後，他對我的感情就變質了。但是隻是在《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對我的惡意的表現。人們在日內瓦傳誦着一封致薩拉丹夫人的信，據說是他寫的，他在這封信裡把我這部作品說成是蠱惑人心的政客煽動叛亂的叫囂。我對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對他的學問的欽佩，不容許我有一時一刻相信這種荒謬絶倫的信是他寫的。於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給他，告訴他說，人家都說是他寫的。他卻不給我任何答覆。這個沉默使我詫異了；但是，請大家想想，當舍農索夫人寫信告訴我說，那封信確實是神父寫的，並且說，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尷尬，我又該詫異到何等程度啊！因為，退一步來說，即使他說得有理，但他那種既沒有人強制又沒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對之表示好感而又從未辜負過他的人，在其災難最深重的關頭一棍子打死，而且還幹得那樣興高采烈，他又怎樣解釋呢？不久之後，《弗基昂談話集》出版了，這部書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無忌憚、寡廉鮮恥地拼湊起來的。我讀着這本書，就感覺到作者對我是下定決心的了，從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險惡的敵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會契約論》，也不能原諒我寫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從事聖皮埃爾神父作品的摘錄工作，免得有那麼大的成就。

我越往下寫，就越難保持事件的順序，越難前後銜接了。我在餘生中所受到的紛擾不讓我有時間在我的腦子裡把那許多事件排列起來。這些事件為數太多、太錯綜複雜、太令人不快，不可能敘述得有條不紊。它們留給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蓋事件原因的那種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這種可悲的境地。我的敘述從此只能胡亂進行下去，腦子裡想起什麼就寫什麼。我還記得，就在我談的這個時期，我正忙於寫我的《懺悔錄》，又輕率地把這件工作對什麼人都說了，萬沒想到誰會有興趣、有願望、有力量對我這件工作橫施障礙。即使我相信會有這種事的話，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謹慎些的，因為我生來就不可能對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絲毫有所隱諱。據我判斷，這件工作一被別人知道，就促使人們掀起一場風暴，要把我趕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這件工作的人們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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