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是這樣的：一方面，戰爭是那樣沒有人性的、殘酷的、可怕的事情，沒有一個人，更不用說一個基督徒了，能夠以個人的資格擔負起開戰的責任；只有負着這種責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戰爭的政府才能夠如此。另一方面，根據科學和常識，在國家大事上，特別是戰爭的事情上，公民得放棄個人的意志。」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和卡塔瓦索夫準備好反駁的話，異口同聲地講起來。
「問題就在這裡，老弟，當政府不能實現公民的意志的時候，那時社會就來宣告自己的意志，於是就發生了這種情形，」
卡塔瓦索夫說。

---

但是謝爾蓋·伊萬諾維奇顯然並不讚成這種回答。聽了卡塔瓦索夫的話他皺了皺眉，說了一些不同的話。
「你這樣說法毫無道理。這里根本沒有宣戰的問題，只不過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現罷了。我們的同種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們遭到屠殺。哦，就假定他們不是我們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兒童、婦女和老人，也不能見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緒激昂起來，俄羅斯人趕去支援，好制止這種恐怖行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見一個醉漢毆打婦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會停下來考慮有沒有對這個人宣戰，就會撲到他身上，去保護被欺負的人！」
「但是我不會打死那個人的，」列文說。
「不，你會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見這種事情，我可能憑着一時的感情衝動行事；事先可很難說。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壓迫的事情上卻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感情衝動。」

---

「對於你可能沒有；但是對於別人卻是有的，」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不滿意地皺着眉頭。「在人們中間還流傳着希臘正教徒在『不聖潔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傳說。人們聽到自己弟兄們的苦難，就發言了。」
「也許是這樣，」列文搪塞說，「但是我可看不出來。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卻沒有感覺到這一點。」
「我也沒有，」公爵說。「我住在國外，並且看到報紙，可是我得承認，直到保加利亞慘案以前，我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所有的俄國人突然之間這樣愛起他們的斯拉夫弟兄來，而我對他們卻沒有絲毫的感情。我非常傷心，認為我是一個怪物，再不然就是卡爾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發生了影響！但是回來以後我就放下心來，我看到只關心俄國，卻不關心他們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還有別人。康斯坦丁就是一個！」
「在這種事情上，個人的意見算不了什麼，」謝爾蓋·伊萬內奇說。「當全俄國——全體人民——表示了願望的時候，那就不是個人意見的問題了。」
「不過請原諒，我沒有看出這一點來。人民也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公爵說。
「不，爸爸！……怎麼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裡不是還講過嗎？」多莉說，她一直聽著這場談話。「請遞給我一塊毛巾，」她對帶著微笑望着孩子們的老人說。「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裡講過又有什麼呢？牧師是奉命宣讀的。他宣讀了。他們卻什麼都不明白，像往常傳道的時候那樣嘆着氣，」公爵接著說下去。“後來有人對他們說，為了拯救靈魂，教堂要募捐，於是他們就每人掏出一個戈比獻上去。
但是為了什麼，他們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總是意識到自己的命運的，像目前這種時候，這種意識就會表現出來了，」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肯定地說，瞥了那個養蜂的老頭一眼。
這個漂亮的老頭，長着花白鬍子和濃密的銀髮，手裡端着一碗蜂蜜動也不動地站着，挺着魁偉的身軀和善而寧靜地俯瞰着這些紳士，顯然他什麼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這樣，」他說，聽了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的話他意味深長地搖了一下頭。
「是的，你最好問問他。他什麼都不知道，而且什麼也不想，」列文說。「你聽說戰爭的事了嗎，米哈伊雷奇？」他對那個老頭說。「他們在教堂裡講了些什麼？你覺得怎麼樣？我們應該為基督教徒打仗嗎？」
「何必要我們來想？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皇上都替我們考慮到了，一切事情他都會替我們想的。他比我們看得清楚。我再拿點麵包來嗎？再給這小男孩一點嗎？」他對達裡婭·亞歷山德羅夫娜說，指着吃完了麵包皮的格里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