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蒙古統治者在侵入長城以南的初期，還未能接受長期在中國封建社會建立的一套文化制度，對漢族的儒士也同樣殺戮或用作奴隷，但在滅金、滅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逐漸注意到利用封建文人鞏固統治的重要意義。 窩闊台滅金後三年(1237)，就曾採納耶律楚材的建議考試儒生，《元史·耶律楚材傳》載：
楚材奏曰：「製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 」帝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曰：「請校試之。 」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 儒人被俘為奴者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 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元世祖積極標榜文治，設學校，建官制，徵召著名儒士。 至元(1264—1294)初年，又「命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嘗及科舉」(《元史·選舉志》)；此後又多次擬立制度，但都沒有正式施行。 這一方面由於鎮壓人民起義和侵宋的軍事活動的頻繁，無暇兼顧；另一方面也由於蒙古貴族和將校的阻力。 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重開科舉。 在此期間，一部分儒士仍沒有擺脫奴隷的命運或貧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統治者的歧視，思想仍多苦悶。 正如明胡侍所說：「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真珠船》)
為了加強思想方面的統治，蒙古統治者在侵入長城後也逐漸崇尚儒學，提倡程朱理學。 窩闊台在滅金戰爭激烈進行的同時，就命修孔廟，並「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衍聖公」。 元世祖更在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設立孔廟。 幾個仕元的理學家姚樞、竇默、許衡等，都官居要位。 他們除了直接為蒙古統治者出謀劃策外，還大講理學，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 在這種思想統治之下，元代的文學創作，包括部分雜劇在內，封建思想的表現仍相當突出。 如鄭廷玉的《疏者下船》，秦簡夫的《趙禮讓肥》都是赤裸裸的封建說教的作品。 但是隨着元朝長期黑暗的統治，人民在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鬥爭中提高了認識。 從北宋以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理學思想也受到衝擊。 宋末元初的鄧牧在《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篇中，尖鋭地抨擊了暴君和酷吏。 他還指出：「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 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 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因此他認為：「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其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乎!」這是一種素樸的民主思想。 鍾嗣成的《錄鬼簿》有意識提高「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的雜劇作家的地位，並把他們的活動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學」區分開來。 當時進步的雜劇、散曲和說唱文學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表現了大膽創造精神。 
蒙古貴族還利用宗教來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對各種教派一視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猶太教都得到傳播，而佛教、道教的影響尤為深遠。 佛教徒公開參預政治活動，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封國公者，前後相望。 怙勢恣睢、氣焰熏灼，為害不可勝言」(《新元史·釋老傳》)。 據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的統計共有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傳統的正乙天師道。 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勢力為最大，他們提倡「忍恥含垢，苦己利人」，「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調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鬥爭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思想要求。 道教和佛教思想對雜劇創作也有着直接的影響，馬致遠等的神仙度人劇和鄭廷玉的《看錢奴》、《忍字記》等宣揚佛教宿命論的作品，就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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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