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子看了，連夜動身回南。過了幾年，倒也平安無事，戒備之心漸漸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陽，在縣衙里遇見了一個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當日的賭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搖了兩夜的攤。一夜回來，覺得不適，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聲「不好」，知道中了毒。臨死，把這事詳細地告訴了我，囑我報仇。他平常雖然待我不好，到底是我父親，我從此就和滿人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之變，我輔佐威妥瑪，原想推翻滿清，手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圓明園，也算盡了我做兒的一點責任。人家說我漢奸也好，說我排滿也好，由他們去吧！』這一段話，是孝琪親口對我說的。想來總是真情。若說孝琪為人，脾氣雖然古怪，待人倒很義氣，就是打發我們出來，固然出於沒法，而且出來的不止我一人，還有個姓汪的，是他第二妾，也住在這裡。他一般的給了許多東西，時常有信來問長問短。姓汪的有些私房，所以還不肯出來見客。我是沒法，才替他手臉。我原名傅珍珠，是在煙臺時依著假母的姓，褚是我的真姓，愛林是小名，真名實在叫做畹香。人家倒冤枉我卷逃！金大人，你想我的命苦不苦呢？」雯青聽完這一席話，笑向大家道：「俗語說得好，一張床上說不出兩樣話。你們聽，愛林的話不是句句護著孝琪嗎？」唐卿道：孝琪的行為雖然不足為訓，然聽他的議論思想也有獨到處，這還是定庵的遺傳性。」公坊道：「定庵這個人，很有關於本朝學術系統的變遷。我常道本朝的學問，實在超過唐、宋、元、明，只為能把大家的思想，漸漸引到獨立的正軌上去。若細講起來，該把這二百多年，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開創時期，改是顧、閻、惠、戴諸大儒，能提出實證的方法來讀書，不論一名一物，都要切實證據，才許你下論斷，不能望文生義，就是聖經賢傳，非經過他們自己的一番考驗，不肯瞎崇拜；第二時期，是整理時期，就是乾嘉時畢、阮、孫、洪、錢、王、段、桂諸家，把經史諸子校正輯補，向來不可解的古籍，都變了文從字順，第三時期，才是研究時期，把古人已整理的書籍，進了一層，研求到意義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龔定庵一班人，發生獨立的思想，成了這種驚人的議論。依我看來，這還不過是思想的萌芽哩！再過幾年，只怕稷下、驪山爭議之風，復見今日。本朝學問的統系，可以直接周、秦，兩漢且不如，何論魏、晉以下！」玨齋道：「就論金石，現在的考證方法，也注意到古代的社會風俗上，不專論名物字畫了。」於是大家談談講講，就擺上檯面來，自己請雯青坐了首席，其餘依齒坐了。酒過三巡，燭經數跋，掞今弔古，賞奇析疑，醉后詼諧，成黃車之掌錄；塵余咳吐，亦青瑣之軼聞。直到漏盡鐘鳴，方始酒闌人散。
卻說公坊這次來蘇，原為約著雯青、唐卿、玨齋同伴入都，次日大家見面，就把這話和雯青說明了，雯青自然極口贊成。又知道公坊是要趁便應順天鄉試的，不能遲到八月，好在自己這回請假回來，除了省親接眷也無別事，當下就商定了行期，各自回去料理行裝，說定在上海會齊。匆匆過了一個月，那時正是七月初旬，炎蒸已過，新涼乍生，雯青就別了老親，帶了夫人；唐卿、玨齋也各攜眷屬。只有公坊是一肩行李，兩個書僮，最為瀟灑。大家到了上海，上了海輪，海程迅速，不到十天，就到了北京。雯青、唐卿、玨齋三人，不消說都已託人租定了寓所，大家倒都要留公坊去住。公坊弄得左右為難，索性一家都不去，反一個人住到順治門大街的毗陵公寓里去。從此，就和雯青、唐卿、玨齋常常來往。肇廷本先在京，朋友聚在一起，著實熱鬧，而且這一班人，從前大半在含英社出過風頭的，這回重到首都之區，見多識廣，學問就大不同了。把「且夫、嘗思」，都丟在腦後，一見面。不是談小學經史，就是講詩古文詞；不是賞鑑版本，就是蒐羅金石。雯青更加讀了些徐松龕《瀛環志略》，陳資齋《海國見聞錄》，魏默深《海國圖志》，漸漸博通外務起來，當道都十分器重。還有同鄉潘八瀛尚書、宗蔭龔和甫尚書，平常替他們延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曉得結識了多少當世名流！隔了兩年，菶如竟也中了狀元，與雯青先後輝映，也挈眷北來。只有曹公坊考了兩次，依然報罷。本想回南，經雯青勸駕，索性捐了個禮部郎中，留京供職。在公坊並不貪利祿之榮，只為戀朋友之樂，金門大隱，自預雅流；鞠部看花，偶寄馨逸，清雅蕭閑的日月，倒也過得快活。閑言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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