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會成為周公、魏徵；假如上天再給他十年時間活到六十三歲不算老吧他也許會在造一個盛漢；假如他少一點愚忠，真按劉備的遺言，將阿斗取而代之，也許會建一個什麼新朝。我心中翻騰着這許多的「假如」，抬頭一看，諸葛亮還是那樣安靜地坐著，目光更加明淨，手中的羽扇像剛剛輕揮一下。我不覺可笑自己的胡思亂想。我知道他已這樣靜坐默想了一千七百年，他知道天命不可違，英雄無法造一個時勢。
一千七百年前，諸葛亮輸給了曹操，但他卻贏得了以後所有人的心。我從大殿上走下，沿著迴廊在院中漫步。這個天井式的院落像一個歷史的隧道，我們隨手可翻撿到唐宋遺物，甚至還可以駐足廊下與古人、故人聊上幾句。杜甫是到這祠裡做客最多的。
他的名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唱出了這個悲劇的主調。院東有一塊唐碑，正面、背面、兩側或文或詩，密密麻麻，都在與杜甫作着悲壯的酬唱。唐人的碑文說：「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生之志，不難矣。」元人的一首詩嘆道：「正統不漸傳千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明人的一首詩簡直恨歷史不能重寫了：「託孤未付先君望，恨如岷江晝夜流。」南面東西兩廊的牆上嵌着岳飛草書的前後《出師表》，筆走龍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長夜閃電，我默讀着「臨表涕零，不知所云」，讀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看那墨痕如涕如淚，筆鋒如槍如戟，我聽到了這兩位忠臣良將遙隔九百年的靈魂共鳴。這座天井式的祠院一千七百年來就這樣始終為諸葛亮的英氣所籠罩，並慢慢積聚而成為一種民族魂。我看到一個個後來者，他們在這裡扼腕嘆息、仰天長呼或沉思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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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中有詩人，有將軍，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可，甚至還有割據巴蜀的草頭王。但不管什麼人，不管來自什麼出身，負有什麼使命，只要在這個天井小院裡一站，就受到一種莊嚴的召喚。人人都為他的聰明才智所傾倒。人有才不難，歷史上如秦檜那樣的大奸雄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難，天下與人為善者不乏其人，難得是德才兼備，有才又肯為天下人興利，有功又不自傲。
歷史早已過去，我們現在追溯舊事，也未必對「曹賊」那樣仇恨，但對諸葛亮卻更覺親切。這說明諸葛亮在那場戰爭中並不單純地為克曹滅魏，他不過是要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是在實踐自己的做人規範 ，他在試着把聰明才智發揮到極限，蜀、魏、吳之爭不過是三種實驗的一個載體。他藉此實現了作為一個人，一個歷史偉人的價值。史載公元三四七年，「恆溫征蜀，猶見五侯時小吏，年百餘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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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問曰：『諸葛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 此事未必可信，但諸葛亮確實實現了超時空的存在。古往今來有兩種人，一種人為現在而活，拚命享受，死而後己；一種人為理想而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己。一個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總要還原為人；不管他的壽命多長，總要變為鬼；而只有少數人才有被百姓篩選、歷史擢拔而為神，享四時之祀，得到永恆。
我在祠中盤桓半日，臨別時又在五侯相前佇立一會兒，他還是那樣，目光泉水般明淨，手中的羽扇輕輕抬起，一動也不動。
讀柳永
梁衡
柳永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並不大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過又很快忘了他。但是近年來這根柳絲卻緊緊地繫著我，倒不是為了他的名句「楊柳岸，曉風殘月」，也不為那句「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只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經歷和那歪打正着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沒有為我們留下太多的生平記載，以至于現在也不知道他確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閩北去，我曾想打聽一下他的家世，找一點可憑弔的實物，但一川綠風，山水寂寂，沒有一點音訊。我們現在只知道他大約在30歲時便告別家鄉，到京城求功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總是把從政作為人生的第一目標。
其實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誰不想讓有限的生命發揮最大的光熱‧有職才能有權，才能施展抱負，改造世界，名垂後世。那時沒有像現在這樣成就多元化，可以當企業家，當作家，當歌星、球星，當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條路——去當官。所以就出現了各種各樣在從政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淵明那樣求政不得而求山水；像蘇軾、白居易那樣政心不順而求文心；像王維那樣躲在終南山裡而窺京城；像諸葛亮那樣雖說不求聞達，布衣躬耕，卻又暗暗積聚內力，一遇明主就出來建功立業。
柳永是另一類的人物，他先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政治，碰了釘子後沒有像大多數文人那樣轉向山水，而是轉向市井深處，扎到市民堆裡，在這裡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國封建知識分子中一個僅有的類型，一個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約在公元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時到京城趕考。以自己的才華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題名，而且幻想著有一番大作為。誰知第一次考試就沒有考上，他不在乎，輕輕一笑，填詞道：「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等了5年，第二次開科又沒有考上，這回他忍不住要發牢騷了，便寫了那首著名的《鶴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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