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瀟灑、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灑，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着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過。
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于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鷄犬一樣上路了。
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几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着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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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裡，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于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着大師，大師牽着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麼罪？審起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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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在同一監獄裡，與蘇東坡的牢房只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
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摧殘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殘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裡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裡顫慄。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几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裡搓捏着，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
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雲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和行為系統，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語，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他在牢房裡的應對，絶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麼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着，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麼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視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裡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麼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那也就是說，誣陷者所推斷出來的「險惡用心」，可以看作是他們自己的內心，因此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我想一切遭受誣陷的人都會或遲或早想到這個簡單的道理，如果這個道理能在中國普及，誣陷的事情一定會大大減少。
但是，在牢房裡，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諷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太守時興沖衝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
」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必死無疑了。試想，把皇帝說成「吳兒」，把興修水利說成玩水，而且在看錢塘潮時竟一心想著寫反詩，那還能活？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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