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裡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彙集起來了，他的詩文竟然在這危難時分產生了正面回應，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地做官時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入獄後公開做瞭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儘力照顧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鎮、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們上文提到過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兇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最直截了當的是當朝左相吳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介面說：“曹操猜忌心那麼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麼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后，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比研究者們更懂得蘇東坡的價值，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他以為，對這麼一個轟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後，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他有點慌神，故作感慨狀，嘆息幾聲，回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這靜默算不得抗爭，也算不得輿論，但着實透着點兒高貴。相比之下，歷來許多誣陷者周圍常常會出現一些不負責任的熱閙，以嘈雜助長了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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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種情勢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前後讀過多少遍都記不清了，但每次總覺得語堂先生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語堂先生酷愛蘇東坡的黃州詩文，因此由詩文渲染開去，由酷愛渲染開去，渲染得通體風雅、聖潔。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淒苦的，優美的詩文，是對淒苦的掙扎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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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被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
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
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絶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于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
本來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着自己，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回應，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註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躂，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絶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絶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過「烏台詩案」已經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麼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閙來閙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
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表自己的宣言。這確實很接近有的學者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裏邊，怎麼也抹不乾淨。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心實在仍有無畏的一面，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
他給李常的信中說：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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