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懷坎壈于時，遇事有可遵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這麼真誠的勇敢，這麼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只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於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面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後燒燬。
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於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闕著名的「卜算子」，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閙，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於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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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然無聲，那麼，遲早總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蹟，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
然而，現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樹木靠着瘦瘤取悅於人，一塊石頭靠着暈紋取悅於人，其實能拿來取悅於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絶不在這裡。我蘇東坡三十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例如從小為考科舉學寫政論、策論，後來更是津津樂道于考論歷史是非、直言陳諫曲直，做了官以為自己真的很懂得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實我又何嘗懂呢？直到一下子面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
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裡。現在終於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參見李端叔書
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回歸於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于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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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几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後還大有可為。中國歷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于蒼老的暮年，換言之，成熟在過了季節的年歲，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閙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果－－
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
遙遠的絶響
余秋雨
一
對於那個時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動筆。
豈止不敢動筆，我甚至不敢逼視，不敢諦聽。有時，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存在過。如果不予懷疑，那麼我就必須懷疑其他許多時代的許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斷，倘若他們真的存在過，也不能代表中國。
但當我每次面對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讓我們汗顏的篇章時，卻總想把有關他們的那些故事告訴異邦朋友。異邦朋友能真正聽懂這些故事嗎？好像很難．因此也惟有這些故事能代表中國。能代表中國卻又在中國顯得奇罕和落寞，這是他們的毛病還是中國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陣怪異的風，早就吹過去了，卻讓整個大地保留着對它的驚恐和記憶。連歷代語言學家贈送給它的詞彙都少不了一個「風」字：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確實，那是一陣怪異的風。
說到這裡讀者已經明白，我是在講魏晉。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為它太傷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個心靈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僅僅是仰望一下，也會對比出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經習慣也就會帶來安定，安安定定地談論着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的各種文化現象似乎已成為我們的職業和使命。有時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再談來談去又有什麼意義？但真要讓我進入一種震驚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齡，畢竟會卻步、遲疑。
半年前與一位研究生閒談，不期然地談到了中國文化中堪稱「風流」的一脈，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流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帶的研究生，有好幾位在報考前就是大學教師，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幾次見面，魏晉人物就成了一個甩不開的話題。每次談到，心中總有一種異樣的湧動，但每次都談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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