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散文 P 52
中國大陸散文
作者：作者群
第52，共165。
屈原不像諸子百家那樣總是表現出大道在心，平靜從容，不驚不詫。相反，他有那麼多的驚詫，那麼多的無奈，那麼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隨着那麼多的眼淚和嘆息。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他更驚嘆眾人為何那麼喜歡謡言，又那麼冷落賢良……總之，他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困惑。
他曾寫過著名的《天問》，其實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問》和《人問》。他是一個詢問者，而不是解答者，這也是他與諸子百家的重大區別。
而且，與諸子百家的主動流浪不同，屈原還開啟了一種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無限的文采，於是也就掀開了中國的貶官文化史。
由此可見，屈原為詩作了某種定位，為文學作了某種定位，也為詩人和文人作了某種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這位在中國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兩千多年來依然寂寞。雖然有很多模仿者，卻總是難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經歷和精神上與他有局部相遇，卻終究又失之交臂。至於他所開創的自我形態、分裂形態、掙扎形態、高貴形態和詢問形態，在中國文學中更是大半失落。
這是一個大家都在迴避的沉重課題，在這篇文章中也來不及詳述。我只能借取屈原《招魂》中反覆出現的一個短句，來暫時結束今天的話題——
魂兮歸來!
乾乾淨淨的傅雷
劉水清
很難想象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是怎樣一個古怪的夜晚！也許那夜就像打翻一瓶墨水，整個一張稿紙沒有一點潔白的地方；也許那夜狂風大作，雷霆萬鈞，偌大的上海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也許那夜花好月園，竹影搖窗，與從前的夜未來的夜別無二致。然而就在此晚，午夜已過，凌晨剛至，中國最偉大的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攜手同肩，雙雙自縊身亡。
傅雷夫婦走得乾乾淨淨，義無反顧，几乎不留任何痕跡，就象風吹縐一池春水，遂又了無纖痕。傅雷的一生長身玉立，氣宇軒昂，就像一棵筆挺的秀竹，寧折不彎。他的夫人雍容靜肅，端莊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纏繞秀竹的春藤，溫存有餘。二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麗的光芒。
一對恩愛夫妻，如膠似漆，舉案齊眉；但真正能夠做到攜手共赴正義，蹈死不顧，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數。貝多芬有句名言：「為了真理，給個國王都不換！」傅雷做到了，這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寫意。
傅雷走得乾乾淨淨，從從容容。傅雷和夫人臨走前的9月2日夜，曾給他們的親人留下一封僅千餘字的最後家書。這封遺書是寫給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遺書寫得筆墨清晰，條分縷析，坦坦蕩蕩，磊磊落落，至今讀來都令人潸然淚下，振聾發聵。
從遺書裡看到，傅雷的反黨罪證無非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後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登有宋美齡的照片；而這兩件東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並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然而作為一介書生，即使竭盡全力吶喊也是微茫的。
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覺察到樹欲靜而風不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沒有向任何人申辯，只在遺書中發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痛切的自白：「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士可殺而不可辱」，這是一個多麼乾淨、徹底、從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乾乾淨淨，清清白白。臨走前，他沒有忘記託付朱人秀上繳當月55.29元的房租，沒有忘記給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塊女表，一個舊掛表，一張600元的存單作為她過渡時期的生活費，並說：「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如果說傅雷臨走前有什麼遺憾的話，恐怕這就是惟一的遺憾，帶著深深的同情的遺憾。要送人或該還人的東西，傅雷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共13條。
最後剩下的53.30元又託付給朱人秀作為他們的喪葬費。至于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一切均有安排，決不亂套，就像夫妻兩個要出門遠行，或到國外看兒子，沒有一絲一毫的慌亂和疏忽。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不動聲色，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
傅雷一生脾氣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難免；可是每產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這多虧他有一個賢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書裡對傅聰說：「我雖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對他無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此幫助，這是我覺得可以驕傲的，可以安慰的。我們現在真是終身伴侶，缺一不可的。」正因為「缺一不可」，如今大禍臨頭、在劫難逃的傅雷，不免要帶上愛妻到天國走一遭了；而忠貞不渝的梅馥如影隨形，甘願相濡以沫，愛河飲盡九泉下。
這是中國文壇一則多麼淒艷寒涼的千古佳話！
文如其人，惟其有乾乾淨淨不朽的人品，才有乾乾淨淨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絲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豪的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寧願精益求精，一譯再譯，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體無完膚，可是一經定稿，就不許編者妄自改動一字一句了。傅雷把這種嚴謹的為文之風又用在教子上。
他曾寫過著名的《天問》，其實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問》和《人問》。他是一個詢問者，而不是解答者，這也是他與諸子百家的重大區別。
而且，與諸子百家的主動流浪不同，屈原還開啟了一種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無限的文采，於是也就掀開了中國的貶官文化史。
由此可見，屈原為詩作了某種定位，為文學作了某種定位，也為詩人和文人作了某種定位。
這是一個大家都在迴避的沉重課題，在這篇文章中也來不及詳述。我只能借取屈原《招魂》中反覆出現的一個短句，來暫時結束今天的話題——
魂兮歸來!
乾乾淨淨的傅雷
很難想象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是怎樣一個古怪的夜晚！也許那夜就像打翻一瓶墨水，整個一張稿紙沒有一點潔白的地方；也許那夜狂風大作，雷霆萬鈞，偌大的上海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也許那夜花好月園，竹影搖窗，與從前的夜未來的夜別無二致。然而就在此晚，午夜已過，凌晨剛至，中國最偉大的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攜手同肩，雙雙自縊身亡。
傅雷夫婦走得乾乾淨淨，義無反顧，几乎不留任何痕跡，就象風吹縐一池春水，遂又了無纖痕。傅雷的一生長身玉立，氣宇軒昂，就像一棵筆挺的秀竹，寧折不彎。他的夫人雍容靜肅，端莊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纏繞秀竹的春藤，溫存有餘。二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麗的光芒。
一對恩愛夫妻，如膠似漆，舉案齊眉；但真正能夠做到攜手共赴正義，蹈死不顧，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數。貝多芬有句名言：「為了真理，給個國王都不換！」傅雷做到了，這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寫意。
傅雷走得乾乾淨淨，從從容容。傅雷和夫人臨走前的9月2日夜，曾給他們的親人留下一封僅千餘字的最後家書。這封遺書是寫給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遺書寫得筆墨清晰，條分縷析，坦坦蕩蕩，磊磊落落，至今讀來都令人潸然淚下，振聾發聵。
從遺書裡看到，傅雷的反黨罪證無非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後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登有宋美齡的照片；而這兩件東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並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然而作為一介書生，即使竭盡全力吶喊也是微茫的。
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覺察到樹欲靜而風不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沒有向任何人申辯，只在遺書中發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痛切的自白：「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士可殺而不可辱」，這是一個多麼乾淨、徹底、從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乾乾淨淨，清清白白。臨走前，他沒有忘記託付朱人秀上繳當月55.29元的房租，沒有忘記給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塊女表，一個舊掛表，一張600元的存單作為她過渡時期的生活費，並說：「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如果說傅雷臨走前有什麼遺憾的話，恐怕這就是惟一的遺憾，帶著深深的同情的遺憾。要送人或該還人的東西，傅雷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共13條。
最後剩下的53.30元又託付給朱人秀作為他們的喪葬費。至于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一切均有安排，決不亂套，就像夫妻兩個要出門遠行，或到國外看兒子，沒有一絲一毫的慌亂和疏忽。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不動聲色，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
傅雷一生脾氣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難免；可是每產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這多虧他有一個賢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書裡對傅聰說：「我雖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對他無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此幫助，這是我覺得可以驕傲的，可以安慰的。我們現在真是終身伴侶，缺一不可的。」正因為「缺一不可」，如今大禍臨頭、在劫難逃的傅雷，不免要帶上愛妻到天國走一遭了；而忠貞不渝的梅馥如影隨形，甘願相濡以沫，愛河飲盡九泉下。
這是中國文壇一則多麼淒艷寒涼的千古佳話！
文如其人，惟其有乾乾淨淨不朽的人品，才有乾乾淨淨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絲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豪的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寧願精益求精，一譯再譯，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體無完膚，可是一經定稿，就不許編者妄自改動一字一句了。傅雷把這種嚴謹的為文之風又用在教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