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社的骨幹楊振聲回憶說：「可能有一些學生正埋頭閲讀《文選》中李善那些字型極小的評註，而窗外另一些學生卻在大聲地朗讀拜倫的詩歌。在房間的某個角落，一些學生可能會因古典桐城學派的優美散文而不住點頭稱道，而在另一個角落，其他幾個學生則可能正討論娜拉離家後會怎樣生活。」這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風格在同一個地方交錯重疊的現象，在北大的歷史上、甚至在中國的歷史上都是空前絶後的。
當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學術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只是不主張，而且反對。」他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強調說：「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政黨或各黨派教會的影響。」他堅持認為，只有教育從各黨派的紛爭中獨立出來，才能使教育方針保持一貫而不會因政權的交替而屢屢變遷，這樣的教育才可能有實效，學術才可能有發展，學者才可能成為獨立的「知識分子」。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獨立，而獨立的支撐點則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別關注大學教育對人格的培養。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北大的就職演說中談到：「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次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辱，更何足以感人。
」大學是精英的聖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們的一個棲居所在。當時還是一名普通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聽到蔡元培先生講話時的感覺說：「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佈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

把人格的培養作為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當時的中國看起來有些迂闊，但這恰恰是大學的真義所在。蔡元培多次說：「人言有良社會斯有良大學，吾謂有良大學斯有良社會。」他把因果關係顛倒過來。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社會道德的淪喪，是人心的死滅，所以大學有責任去扭轉這種趨向。
培養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還要重要。

---

在蔡元培先生看來，道德教育是國民教育之根本，一個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他指出：「公民道德為中堅，舊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他呼喚一代新型的知識分子的誕生，這將是具備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純潔的道德情操、具備了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以及敏鋭的審美能力的一代人，他們就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遺憾的是，蔡元培先生的這一教育理想，在他之後成了空谷回音。
蔡元培既是一個理想主義氣質很濃重的人，又是一個實幹家。他採取了種種措施，讓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貫徹下去。美國學者魏定熙特別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創辦《北京大學日刊》的意義。《北京大學日刊》定期報道關於評議會和教職工會議的情況，使校方負責的內部事務公開化，從而取得了學生的信任。
顧頡剛回憶說：「如果學生們的建議有助于學校的進步，而且這些建議又是可行的話，那麼它們將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將是促成校方把這些建議付諸于實施。這樣，學生與學校之間就不再有距離感，而且，長期以來他們所深惡痛絶的校方的官僚習氣將不復存在。」這是一個利用輿論的力量進行監督的典型例子。這樣的做法，對於一般的領導人來說，無疑是自掘墳墓。
而對於蔡元培先生而言，則是「泰山不讓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為，真正能夠領會其實質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陳獨秀、胡適、沈兼士這些他的親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學理念。他是孤獨的，他的思想與時代相差太遠，時代所給予他施展的餘地只有方寸之大。他執掌北大期間，北大獲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這只是曇花一現，隨着他的離去，北大很快沉寂下來，正如魯迅先生嘆惜的那樣，二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北大，「射一支響箭也沒有一點回音」。
這在中國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
說蔡先生幸運，是因為他在新舊政權交接的空檔裡出任北大校長，可謂把握了千鈞一髮的時機。蔡元培先生沒能夠建構起一整套制度平台，僅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撐北大的發展，這同樣是一種「中國特色」。他憑藉的是自己的聲望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南方軍事力量對北洋政府的牽制。陳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不只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檢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也岌岌可危。不識時務的胡適之，繼續『妄談人權』、『批評黨國』，受到了政府的嚴重警告，險些兒被『肉體解決』。蔡元培名氣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樣無法輓狂瀾于既倒。」於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個永恆的神話，被一代一代表達人追憶和講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