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着虛歲計算，1904年到2003年，巴金老人可以算是百歲老人了。那麼今年的11月25日巴金的生日，可謂巴老從九九重陽向百歲界河的跨越。歷經多年的病床煎熬，巴老都安然地闖過來了，在文學界這是一個從沒有過的奇蹟。生命對於任何人都只有一次，唯其只有一次，人間蕓蕓眾生多以追求長壽為最終心願；但面對真實人生的巴金，從1999年他重新住進華東醫院後，已然多次表達願意安樂死亡、早進天國去會見蕭珊的心願，只是上蒼偏不讓善良而執著的老人，在百歲之前走完他的人生長途；因而老人在彌留期間的境界，無異於生死界上的一面明鏡，這是只有對死亡無畏的人，才有博大而坦然的胸襟。
因而筆者的誠摯敬意與對老人步入百歲的祝福，同時升騰於心懷之谷！
以真話為標尺
巴老遠在上海，多年來几乎沒有什麼接觸。還是在中國歷史新時期的開端，與巴老有過幾次心靈交融，雖然那都是偶然的瞬間，但給我留下深邃而難忘的記憶，並沒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淡忘，時至今日仍然鮮活如初。1983年初，巴老讓我的兒子從眾從上海給我帶來了他的贈書《真話集》。當時，巴老因摔斷腿骨，在華東醫院臥床，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從眾，去上海為老人完成了面部肖像的雕塑，因而有緣在華東醫院與半坐半臥于病榻上的巴老，相處了幾天的寶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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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部雕像完成得十分順利，上海油雕院的同行，將其泥模翻製成了銅雕即今天現代文學館、巴老展廳內那尊黑色的頭像銅雕；巴老出於對隔代人的關愛，在我兒子告別上海前，特意把他剛剛出版的一至四卷《隨想錄》題贈給了從眾———老人叮嚀他，其中第三卷是題贈送給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於案頭並熟讀過了的《真話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讓我在作品和人文行為中，都要以說真話為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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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1982年的秋天，我已然聆聽過巴老講真話的教誨了。當時，他參加完在法國舉行的國際筆會歸來，在停留于北京的短暫時間內，我去了他和女兒小林下榻的燕京飯店，去看望巴金老人。記得，巴老因長途飛行，那天的精神顯得十分疲憊，但他還是靠在沙發上對我表達了如下的心語：「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讀過你們這一代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為之感慨。你平反回來以後邁出的步子不錯，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說了些什麼，因年代久遠已然無從記憶，但巴老這幾句十分平凡而又非常深邃的話，我是時刻反覆咀嚼其意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緩而又安詳的音容，仍鮮亮地活在我的心扉之中。說起來也是一個機緣，當時正值我描寫勞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說《遠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殺的時候。當時一家大型期刊向我約稿，將我的小說《遠去的白帆》拿走之後，久久不見回音；待我詢問該刊原因時，主編以「細節過于嚴酷，吃不準上邊精神」為由，讓我刪除小說中一些所謂「敏感」的情節。我當即拒絶了，因為那是我勞改生活的真實，那是我囹圄其中多年的靈肉感應，要抽掉這些東西，就等於斷其小說的筋骨，讓它成了一具無靈魂的行尸走肉，徹底背離了文學反映社會真實這一文學的根本理念。
那天，我將這部中篇小說的遭遇，講給巴老和小林聽了，並將其文稿交給了巴金和小林。據小林事後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說，並對小林說下如是的話：「小說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酷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說，不久就在《收穫》上披露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中，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
文學界的旗幟
過去，我一直認為巴老年事已高，自己又埋頭于創作，未必親自過目《收穫》的作品，事實證明我的認知錯了，小林在電話中告訴我，許多重頭作品，都是交巴老親自過目後拍板發表問世的。當時巴老已年近八旬，不知疲憊地讀上幾萬字的長卷，並不顧可能惹來的麻煩，將描寫知識分子沉淪于苦難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這本身就是對文學表現生活真實的張揚。其實，巴老從1978年寫《真話集》開始，不僅寫下講真話的承諾，並以身力行為寫真實的作品鳴鑼開道。記得，1979年夏天我應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編《大牆下的紅玉蘭》電影劇本的時候，《收穫》的一位編輯，去上影招待所與我說起《收穫》發表《大牆下的紅玉蘭》的情況時，就提到巴老對此「大牆文學」開山之作的態度：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作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反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條的位置發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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