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中旬的一天，母親拉板車時，發現一位小伙子從坡上放重車失去了控制，小伙子眼看就要被重車擁倒，車前還有兩個嚇獃了的小孩。娘見後，急忙衝到車前，用肩膀死死頂住車把。小伙子和兩個孩子得救了，母親卻被重車擁倒，1000多斤的重車碾過她的頸骨。從此，身強體壯的母親成了終身癱瘓。
十幾年來，母親癱瘓在床，從沒有為此而說過一句後悔的話。有人勸母親：「你是為救人負傷的，應該讓被救者的單位養活你一輩子。」母親總是說：「我已經是個廢人了，還給上級找麻煩幹啥。能把人救出來，比什麼都強。
」弟弟、妹妹能夠繼續求學，我主動向爹提出退學。當我離開了帶給我歡樂和理想的學校，離開了諄諄教誨我成長的老師，離開了朝夕相伴的同學們時，我再也忍不住了，兩行熱淚奪眶而出。我雖然非常痛苦，但我可以驕傲地說，我是挺着胸脯走向社會的。因為，我胸前有一枚閃閃發光的共青團團徽。
我雖然合上了學校課桌上的書本，卻又翻開了社會這本大書，我要在社會這個大課堂裡用實際行動為團組織爭光，決不辜負老師的一片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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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金子還要重的由於「左」的破壞，祖國曾走過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我並不為我個人和家庭所受的委屈、磨難而怨恨。相反，我為我能夠和祖國一道承受災難而自豪。苦難可以使人倒下，也可以令人奮發。
艱苦的生活也曾使我迷惘、徬徨甚至絶望。但是家庭的影響、學校的教育以及社會上千千萬萬用汗水為祖國創造財富的勞動者的實踐，使我認定了一個道理：情操的高下，不在於社會地位的高下；對祖國責任的大小；不在於從祖國獲取利益的大小，人生道路的選擇，更不在於生活是安逸舒坦，還是艱苦曲折……後來，我曾和其他幾位待業青年一道賣過糖果糕點。一次遇到了幾個原先的同學，一個女伴順手拿了幾塊糖招待他們。待同學們走後，我悄悄墊上了糖錢。
我還在街道小廠幹過臨時工。廠長見我有文化，讓我當出納。有幾次廠長拿白條來報銷，我認為不符合財經手續，堅決頂住不報。廠長生氣了，說：「你不給報銷，就讓你下車間。
」我說：「就是解僱我，也不能破壞財經紀律。」第二天，我主動下車間勞動。我平時膽子非常小，跟生人說話都臉紅。但一遇到這種事我卻一點不怕。
我想，人只要立得正、站得直，靠勞動吃飯，不搞歪門邪道，到什麼地方也膽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父親的錯案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銀行工作。後因年紀大，辦了退休手續，讓哥哥頂了職。弟弟前年光榮入伍，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銀行為了照顧我們家庭生活，又讓我和妹妹到銀行當臨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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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的甘霖點點滴滴滋潤着我們乾渴的心。再苦再累從不掉淚的娘高興得直哭。父親興奮得連話都說不好了，總在嘮叨：“共產黨最講實事求是。20多年了，還惦着給我平反。
只有共產黨能做到這點。”我到銀行上班時，爹特意讓我買了一身新衣服穿上，佩戴上嶄新的團徽。爹說：「銀行的票子是成堆的，可是人格要比金子還重啊！」
當我第一次從金庫領出一捆捆人民幣時，我的心在微微發顫，我知道我接過來的不僅是一捆捆的錢，而且是國家對一個青年的信任。這種信任是比金山還要重的！
有人說：為了每月26元錢的工資，一個臨時工去拚命是不值得的。我說，為了比金子還要重的祖國的信任、共青團員的人格，我就是死10次，也是值得的！
…… 比喻即介入今晚報吳亮
我愈來愈喜歡用比喻的方式去寫作，它既可以避免直接的冒犯，又能夠使那些足夠聰明的人明白我真正想說的是什麼。
「胃口」也是個比喻。近來我比喻慣了，乾脆在這兒過把比喻癮。
就從胃口開始。
假如我某一天胃口好，正津津有味地進餐時，請不要在此時向我賣弄營養學的真理；假如我某一天在拍賣行欣賞珠寶，請不要用不屑的表情對我大談貴族的不勞而獲；假如我某一天中了彩票，請不要代我向下崗職工表示歉意；假如我某一天喝了不少威士忌興高采烈，你不要自作聰明地以為我從此不喝紹興加飯；假如我某一天批評說現在讀不到美文，你不要把原因推到電視肥皂劇過度氾濫上去。
比喻還可以換一下人稱，讓我試一試。
假如你喜歡滑稽戲，你沒有必要愧對交響樂；假如你崇敬的人突然遠走他鄉，你沒有必要自作多情地斷言他一定灑脫地離去；假如你的朋友死了，你沒有必要抱怨為什麼那麼多的人還活着；假如你認為瑪麗蓮·夢露是世紀美人，你沒有必要因此不討老婆；假如你驚呼咖啡入口是西方文明的入侵，你沒有必要一邊喝茶一邊沾沾自喜地說，中國的茶葉幾百年前也曾入侵到英國與荷蘭；假如你覺得精神空虛需要信仰，那就去教堂，你沒有必要仇視世俗的喧嘩；假如你需要物質的滿足名利的獲取，你沒有必要再唱高調減輕你的負疚感……聰明人都知道我在說些什麼，所以，比喻就是介入。□ 筆下囚投訴
自淪為詩人之後，俯首甘為筆下囚。回想和筆初戀的那份顫慄，那份期待
文匯
舒婷 上篇
常假借一句「民間諺語」和詩歌界的朋友自嘲，說是：如果你什麼也幹不成了，那麼你還可以寫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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