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即公元前406年夏天，雅典的軍隊在勒斯波斯島與阿基紐西群島間的海面上大勝斯巴達軍隊，但是卻損失了25艘戰艦和犧牲了2500名士兵。當時一般人認為，要是指揮官不怠慢，負起責任，這些人不致犧牲，會得救的。於是從500人評議會中選出50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對這次作戰的指揮官進行審判，蘇格拉底是這50名委員中的一分子，所以他參加審案與判決。關於這次審判的經過，柏拉圖在他的《申辯篇》中曾有過記述：“你們知道，到目前為止，我即蘇格拉底——引者尚未出任過公職，只當過政務審議會的議員。
你們決定訊問那些在海戰中沒有救助漂流者的將軍。他們置士兵死活于不顧的作法，被公認為違反人性的行為。
“那時，執行的委員中，只有一個人反對如此殘酷的判決，其他的委員都想要彈劾我，逮捕我。我相信，如果我害怕被關押坐牢，甚至被判死刑的話，我隨時都可以改變我的主張，站在你們一邊。但關押和死刑，已不再令我害怕，我永遠都是法律和正義的信徒。
“另外還有一件事，發生在寡頭政治施政的時期。有一天，30位委員應用『庫裡契阿斯的獨裁製』，下了一道命令，把我和其他四人叫到他所在的本部，叫我們到薩拉密斯島將勒翁抓來處死。他們經常下達這樣的命令，他們忙着整人，陷害人，好像要殺盡異己而後快。我沒有聽從他們的這道命令，而且我還用實際行動來表明我對死一點也不在乎，我決心，不合乎正義的事我是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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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時的統治者，雖然凶得很，仍然不能威脅我，逼迫我做不正當的事。
“其他四個人去了薩拉密斯島，將勒翁帶了來，對他執行死刑，我卻獨自一個人回家去了。假如，政權在那時不是當即就崩潰的話，可能我也會被抓去處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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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想過，只要我出任公職，一定要用好人的好方法辦理公事，維持正義。若不是我這時才出任公職，可能我不會活到這把年齡。無論是我出任公職或是處理我的私人生活，我是不輕易改變我的態度的。」
蘇格拉底出任公職時就是抱著上面那種守正不阿的態度，因此，他隨時隨地都有生命危險。然而，他處理事情很有辦法，而且很有智慧。如果把死亡和不要正義這兩者擺在他面前，讓他任選一種，他會毫不猶豫地面向死亡。
蘇格拉底對有關人的問題不斷地進行研究、追索。他思路清晰、分析精闢，層層深入地去尋找答案。什麼是神？什麼是不敬？什麼是美？什麼是醜？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思慮？什麼是瘋狂？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政府？什麼是統治者？宗教是什麼呢？害怕和膽怯又是什麼呢？上面的種種「什麼」，以及還有其他不少的「什麼、什麼」，這些「什麼、什麼」，都是蘇格拉底所關心的，想要弄清楚的。
為了討好當權者而違背正義，蘇格拉底對此是絶不幹的，他不恐懼，更不屈服。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達無條件投降，在斯巴達將軍賴山德的命令下，雅典的民主政體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產生的一個「三十人委員會」，實施獨裁。但疾風知勁草，蘇格拉底仍舊堅持他一貫的理想，雖然政局逆轉了，他絶不變節。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03年時又重現光明，但這實際上已經不是蘇格拉底理想中有人性的國家制度了。這時蘇格拉底已經年邁，67歲了，他的高足柏拉圖25歲。這時雖然是民主政治，但蘇格拉底未能受惠，相反有些人稱他是「培養叛逆者的人」，而說這句話和散佈這句話的人，其中也有蘇格拉底的朋友，例如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前者克里提亞是柏拉圖母親的堂兄弟，是「三十人委員」中最極端派中的一員；後者卡爾米德是柏拉圖的舅舅。
卡爾米德與歐梯得摩斯相知甚深。這裡的歐梯得摩斯與柏拉圖所撰寫的《歐梯得摩斯篇》中的歐氏並非同一人。這裡所指的歐氏，系蘇格拉底的弟子。卡爾米德利用他、引誘他，作為業師的蘇格拉底看到這種情形，曾說過以下的一段話語：“……君子不會像乞丐討食物一樣，對自己的朋友去懇求、哀求，這不是自由人應有情形。」
這正和我國古籍《禮記·檀弓》所記述的有些相同，即「嗟來之食」。
但是卡爾米德對蘇氏的勸諭未予聽取，也不糾正自己的行為，因此蘇格拉底當着歐梯得摩斯及許多人的面大聲罵道：「卡爾米德的脾氣簡直像豬一樣，豬用身體去碰石頭，就如同卡爾米德的身體摩擦歐梯得摩斯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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