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1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1，共298。
第一章 「近代中國」的概念
擁有近四千年文獻歷史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華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長地自行發展的，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人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孤立於其它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隨着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來臨，一種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現了。在公元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家和使節開始經新航路抵達中國的華南地區，商人和傳教士也接踵而至。
此後不久，俄羅斯人1也在十七世紀中葉跨越嶲伯利亞到達滿洲邊境。這些事件對中國來說不啻是劃時代性的，因為它們打開了中國悠久的孤立局面，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直接接觸。這種交往雖然在一開始時並不顯着，而且步履維艱，但在十九世紀卻發展成為一股引發中國與西方之間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從中國內部發展的角度來看，歐洲人的來臨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因它與滿族的崛起和滿清異族王朝的建立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
這些重大的內外形勢的發展產生了深邃的影響，使隨後的歷史具有與以往時期迥然相異的特徵。
首先，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會合結束了中國的閉關自守，使它越來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務，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國或西方發生的事情都會實時產生相互的影響。其次，外來因素與中國內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國在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結構和思想傾向諸方面的重大變化。因此,「變化」便成為這段時期的一個主要特徵，使這一時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第三，異已因素，即來自外部的西方人和來自內部的滿洲人強行介入漢族人的生活，激發起一種強烈的民族或種族意識(nationalistic-racial consciousness)，這種意識深刻地影響中國未來的歷史進程。
由於這段時期與以往各個時期的區別非常巨大，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歷史時期加以考察。
1.「近代中國」始於何時？
儘管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的會合在十六世紀就已經開始，但其作用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顯現出來。其時西方的強烈活動引起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因此，學者對於把十六世紀還是十九世紀看作是近代中國的開端這個問題上頗有分歧。一個很有影響的學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馬克思主義學者和許多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學者，把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看作近代中國的起點。
這一學派的中國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標志著外國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起點，此後的中國歷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西方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戰爭意味着外國在華活動的加劇，這些活動打破了中國的孤立局面，並在中國開創一個革命性變化的時代。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則認為，這場戰爭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凶惡的縮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國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第二個學派，主要由一些較為傳統的中國史學家組成2(他們的意見有些已開始為西方學者所認同)。他們對以鴉片戰爭是一個新時代開端這一觀點提出挑戰。他們認為：以明 (1368-1643年) 清 (1644-1911年)兩代交替時期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來華那段時期作為近代，中國的起點會來得恰當，因為，就內部
事態而言，該時期適逢滿族的興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勢而言，這一時期西學開始傳入中國。他們爭辯說，儘管西方的影響在十九世紀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但這只不過是兩個半世紀前業已啟動的進程的延伸和強化而已，而且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多年的時間，也難以體現一部四千年歷史的近代時期。
此外，界定近代中國起自于1600年前後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國的開端與近代歐洲的開端趨于一致。
上述這兩種觀點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從影響方面來看，十九世紀西方的衝擊在促使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到來所起的作用更為巨大。誠然，耶穌會士傳入了天文學、數學、地理學、製圖學和建築學等西方科學，但他們的影響只侷限于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小撮士大夫。他們几乎沒有給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帶來任何影響，在這些方面仍然是傳教士到來之前的那種模樣。
從這個角度來說，前一個學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們對前期的機構制度不甚瞭解的話，那麼我們將無法全面評判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對西方衝擊的研究，必須首先對這種衝擊的承受者有所瞭解。而且，鑒於西方和俄羅斯在影響近代中國命運時，扮演着關鍵性的角色，我們就更不應忽視中國與它們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義，也不應忽略它們改採取的推進方式
西方海權國家從南面向上推進，而陸上大國俄羅斯則從北面向下挺進，它們形成了一種鉗形勢態，目標直指中國的心臟北京。3
確實，從歷史回顧的角度來看，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和俄羅斯人的來臨，為十九世紀西方的強烈活動鋪平了道路。基于這些理由，後一種學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論據。
擁有近四千年文獻歷史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華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長地自行發展的，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人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孤立於其它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隨着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來臨，一種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現了。在公元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家和使節開始經新航路抵達中國的華南地區，商人和傳教士也接踵而至。
此後不久，俄羅斯人1也在十七世紀中葉跨越嶲伯利亞到達滿洲邊境。這些事件對中國來說不啻是劃時代性的，因為它們打開了中國悠久的孤立局面，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直接接觸。這種交往雖然在一開始時並不顯着，而且步履維艱，但在十九世紀卻發展成為一股引發中國與西方之間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從中國內部發展的角度來看，歐洲人的來臨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因它與滿族的崛起和滿清異族王朝的建立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
這些重大的內外形勢的發展產生了深邃的影響，使隨後的歷史具有與以往時期迥然相異的特徵。
由於這段時期與以往各個時期的區別非常巨大，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歷史時期加以考察。
1.「近代中國」始於何時？
這一學派的中國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標志著外國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起點，此後的中國歷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西方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戰爭意味着外國在華活動的加劇，這些活動打破了中國的孤立局面，並在中國開創一個革命性變化的時代。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則認為，這場戰爭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凶惡的縮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國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第二個學派，主要由一些較為傳統的中國史學家組成2(他們的意見有些已開始為西方學者所認同)。他們對以鴉片戰爭是一個新時代開端這一觀點提出挑戰。他們認為：以明 (1368-1643年) 清 (1644-1911年)兩代交替時期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來華那段時期作為近代，中國的起點會來得恰當，因為，就內部
事態而言，該時期適逢滿族的興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勢而言，這一時期西學開始傳入中國。他們爭辯說，儘管西方的影響在十九世紀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但這只不過是兩個半世紀前業已啟動的進程的延伸和強化而已，而且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多年的時間，也難以體現一部四千年歷史的近代時期。
此外，界定近代中國起自于1600年前後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國的開端與近代歐洲的開端趨于一致。
上述這兩種觀點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從影響方面來看，十九世紀西方的衝擊在促使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到來所起的作用更為巨大。誠然，耶穌會士傳入了天文學、數學、地理學、製圖學和建築學等西方科學，但他們的影響只侷限于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小撮士大夫。他們几乎沒有給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帶來任何影響，在這些方面仍然是傳教士到來之前的那種模樣。
從這個角度來說，前一個學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們對前期的機構制度不甚瞭解的話，那麼我們將無法全面評判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對西方衝擊的研究，必須首先對這種衝擊的承受者有所瞭解。而且，鑒於西方和俄羅斯在影響近代中國命運時，扮演着關鍵性的角色，我們就更不應忽視中國與它們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義，也不應忽略它們改採取的推進方式
西方海權國家從南面向上推進，而陸上大國俄羅斯則從北面向下挺進，它們形成了一種鉗形勢態，目標直指中國的心臟北京。3
確實，從歷史回顧的角度來看，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和俄羅斯人的來臨，為十九世紀西方的強烈活動鋪平了道路。基于這些理由，後一種學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論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