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在那裡，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係，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這或許是我們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裡搞工分制的理論基礎。但是，一方面，馬克思在下面明確指出了這種做法存在的前提，要麼是，勞動生產力處于低級發展階段，要麼是需要有我們還不具備的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一旦勞動時間起雙重作用，這雙重作用之間就會存在內部的矛盾，比如有人想超出計劃分配的時間勞動，有人想少於計劃分配的時間勞動。
而這種矛盾的發展結果，必然是要通過外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這裡的假定，不具有長期的、穩定的形式。
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裡，一般的社會生產關係是這樣的：生產者把他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係。對於這種社會來說，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別是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適當的宗教形式。在古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等等生產方式下，產品變為商品、從而人作為商品生產者而存在的現象，處于從屬地位，但是共同體越是走向沒落階段，這種現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業民族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鳩魯的神祇存在於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於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
這些古老的社會生產機體比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機體簡單明了得多，但它們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繫的臍帶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係為基礎。計劃經濟時代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正是強化直接的統治和服從，以維持計劃經濟的基礎所必須的。它們存在的條件是：勞動生產力處于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係，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係是很狹隘的。這種實際的狹隘性，觀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間宗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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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係，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係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96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
誠然，政治經濟學曾經分析了價值和價值量(雖然不充分)，揭示了這些形式所掩蓋的內容。但它甚至從來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一內容要採取這種形式呢？為什麼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呢？【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象亞·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
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徵。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恆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們發現，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勞動時間來計算價值量的經濟學家中間，對於貨幣即一般等價物的完成形態的看法是極為混亂和矛盾的。
例如，在考察銀行業時，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因為在這裡關於貨幣的通常的定義已經不夠用了。於是，與此相對立的，出現了復興的重商主義體系(加尼耳等人)，這一體系在價值中只看到社會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只看到這種社會形式的沒有實體的外觀。——在這裡，我斷然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而庸俗經濟學卻只是在表面的聯繫內兜圈子，它為了對可以說是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日常需要，一再反覆咀嚼科學的經濟學早就提供的材料。
在其他方面，庸俗經濟學則只限于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於他們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加以系統化，賦以學究氣味，並且宣佈為永恆的真理。我們可以在現代庸俗經濟學著作中看到大量這樣的「真理」，當然在其學究氣味中，多了一些數學氣味。】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着，它們是屬於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象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對待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生產機體形式，就象教父對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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