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來考察一定時期內的流通貨幣的總額。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這個總額就等於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加上到期的支付總額，減去彼此抵銷的支付，最後減去同一貨幣交替地時而充當流通手段、時而充當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數。例如，一個農民賣穀物得到2鎊，在這裡，這2鎊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這2鎊用來支付織布者先前交給他的麻布。
這時，這2鎊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接着織布者又拿現金去買聖經，於是這2鎊又重新充當流通手段，如此等等。因此，即使價格、貨幣流通速度和支付的節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時期內例如一天159內流通的貨幣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貨幣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
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貨幣等價物只有在將來才出現。另一方面，每天訂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約的量。
信用貨幣是直接從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中產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債券本身又因債權的轉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隨着信用事業的擴大，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也在擴大。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種存在形式，並以這些形式佔據了大規模交易的領域，而金銀鑄幣則主要被擠到小額貿易的領域之內。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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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生產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就會越出商品流通領域。貨幣變成契約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賦稅等等由實物交納轉化為貨幣支付。這種轉化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生產過程的總的狀態，可以由例如羅馬帝國兩次企圖用貨幣徵收一切賦稅都告失敗來證明。
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農民極端貧困，這種受到布阿吉爾貝爾、沃邦元帥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責的現象，不僅是由重稅引起的，而且是由實物稅改為貨幣稅造成的。另一方面，在亞洲，地租的實物形式(它同時又是國稅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關係那樣一成不變地再生產出來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上的，這種支付形式反過來又維護着這種古老的生產形式。這種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國自身得以維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歐洲強加于日本的對外貿易使日本把實物地租改為貨幣地租，日本的模範的農業就會崩潰。
這種農業的狹隘的經濟存在條件也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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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國家，都規定一定的總的支付期限。撇開再生產的其他周期不說，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節變化有關的生產的自然條件為基礎的。這些期限還調節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產生的支付，如賦稅、地租等等。這些分散在社會上各個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貨幣量，會在節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161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亂。
從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規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問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與支付期限的長短成反比。
由於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發展，就必須積累貨幣，以便到期償還債務。隨着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致富形式的貨幣貯藏消失了，而作為支付手段準備金的形式的貨幣貯藏卻增長了。162
(c)世界貨幣
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了在這一領域內獲得的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價值符號等地方形式，又恢復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地展開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這裡，商品獨立的價值形態，也是作為世界貨幣與商品相對立。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地作為這樣一種商品起作用，這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實現形式。
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
在國內流通領域內，只能有一種商品充當價值尺度，從而充當貨幣。在世界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是雙重價值尺度，即金和銀。163
世界貨幣執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職能、一般購買手段的職能和一般財富的絶對社會化身的職能。它的最主要的職能，是作為支付手段平衡國際貿易差額。由此產生重商主義體系的口號——貿易差額！金銀充當國際購買手段，主要是在各國間通常的物質變換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壞的時候。最後，它們充當財富的絶對社會化身是在這樣的場合：不是要買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財富從一個164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同時，商品市場的行情或者要達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許這種轉移以商品形式實現。
每個國家，為了國內流通，需要有準備金，為了世界市場的流通，也需要有準備金。因此，貨幣貯藏的職能，一部分來源於貨幣作為國內流通手段和國內支付手段的職能，一部分來源於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在後一種職能上，始終需要實在的貨幣商品，真實的金和銀。因此，詹姆斯·斯圖亞特為了把金銀和它們的僅僅是地方的代表區別開來，就明確地指出金銀的特徵是世界貨幣。
金銀的流動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銀從產地分散到整個世界市場，在那裡，在不同程度上為不同國家的流通領域所吸收，以便進入國內流通渠道，補償磨損了的金銀鑄幣，供給奢侈品的材料，並且凝固為貯藏貨幣。這第一種運動是以實現在商品上的一國勞動和實現在貴金屬上的金銀出產國的勞動之間的直接交換為媒介165的。另一方面，金銀又不斷往返于不同國家的流通領域之間，這是一個隨着匯率的不斷變化而產生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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