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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而實際情況卻是，投在生產上的資本547的補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那些非生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工人的消費能力一方面受工資規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實的限制，就是他們只有在他們能夠為資本家階級帶來利潤的時候才能被僱用。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絶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至少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只有當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業原料普遍歉收的時候，才可以談到生產資本的實際不足。
不過，除了這種商業信用外，現在還有真正的貨幣信用。產業資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貸款，同銀行家和貸款人對他們的貸款交織在一起。在匯票貼現時，貸款只是徒有其名。一個工廠主出售他的產品而得到一張匯票，他把這張匯票拿到匯票經紀人那裡去貼現。
事實上，這個匯票經紀人只是發放他的銀行家的貸款，而銀行家貸給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貨幣資本，這些存款人就是產業資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過儲蓄銀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產階級。因此，每一個工廠主或商人個人無須握有巨額的準備資本，也不必依賴資本的現實迴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為有單純的空頭匯票，部分地因為有那種專門以偽造匯票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過程就變得十分複雜，以致在資本迴流實際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貸款人，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生產者才能實現之後，營業紮實可靠、迴流十分順暢的假象，還能平靜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潰的前夕，營業總是顯得几乎安然無恙。
關於這一點，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銀行法報告》提供了最好的證據。在那裡，所有銀行董事，商人，總之，以548奧維爾斯頓勛爵為首的所有被邀請的專家，都互相祝賀營業的繁榮和穩定，——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機爆發前的一個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圖克作為研究歷次危機的歷史學家，在他的《價格史》一書中，再一次陷入這種錯覺。在總崩潰一下子到來之前，營業總是非常穩定，特別興旺。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談貨幣資本的積累。
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加，並不是每次都表示現實的資本積累或再生產過程的擴大。這種情況，在產業周期的緊接着危機過後的那個階段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時，借貸資本大量閒置不用。在生產過程緊縮(1847年危機後，英國各工業區的生產減少三分之一)，物價降到最低點，企業信心不足的時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這種低微的利息率僅僅表明：借貸資本的增加，正是由於產業資本的收縮和萎縮造成的。
當物價下跌，交易減少，投在工資上的資本收縮時，所需的流通手段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在對外債務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產而償清之後，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貨幣去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了；最後，匯票貼現業務的範圍，隨着匯票本身的數目和金額的縮小而縮小，——這一切都是一目瞭然的。因此，對借貸貨幣資本的需求，不論是用於流通手段，還是用於支付手段(這裡還沒有談到新的投資)，都會減少，這樣，借貸貨幣資本相對說來就顯得充裕了。不過，正如我們以後將要談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借貸貨幣資本的供給也會實際增加。
例如，1847年危機後，就發生了「交易緊縮，貨幣過多」的現象(《商業危機》1847—1848年證詞第1664號)。「因為商業几乎完全停頓，投資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沒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549第45頁，利物浦皇家銀行董事霍奇森的證詞)。這些紳士(而霍奇森還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為了說明這種現象而發表過什麼謬論，從下面一段話就可以看到。
「貨幣緊迫＜1847年＞是由國內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所引起的，而這種減少部分地是由於從世界各地進口的貨物必須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於流動資本(floating capital)轉化為固定資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頁]
流動資本轉化為固定資本，怎麼會減少國內的貨幣資本，這是不可理解的。因為，拿鐵路這個當時的主要投資項目來說，無論或紙幣都沒有用來架設橋樑和鋪設鐵軌，並且購買鐵路股票的貨幣，只要它的存入是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銀行存款完全一樣地執行職能，正如上面指出的，甚至還會暫時增加借貸貨幣資本；而這些貨幣在實際用在建築上的時候，它們就作為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國內流通。如果僅僅說固定資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於不能出口，就會失去出口貨換來的收入所形成的可供支配的資本，從而也就會失去現金或金銀條塊形式上的收入，如果只是就這一點來說，那末，貨幣資本會由於流動資本轉化為固定資本而受到影響。不過，當時英國的出口貨，在國外市場上也是大量堆積，賣不出去。
當時曼徹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廠主，把自己企業的一部分正常資本投在鐵路股票上面，於是不得不靠借入資本來經營自己的企業，對他們來說，流動資本實際上已經固定下來，因此，他們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們把屬於自己企業的資本提取出來，不是投到鐵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說採礦業方面，並且採礦業的產品鐵、煤、銅等等本身也是流動資本，其結果還是一樣。——550當然，由於歉收、穀物進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則是一件和鐵路投機毫不相干的事情。
至少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只有當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業原料普遍歉收的時候，才可以談到生產資本的實際不足。
不過，除了這種商業信用外，現在還有真正的貨幣信用。產業資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貸款，同銀行家和貸款人對他們的貸款交織在一起。在匯票貼現時，貸款只是徒有其名。一個工廠主出售他的產品而得到一張匯票，他把這張匯票拿到匯票經紀人那裡去貼現。
事實上，這個匯票經紀人只是發放他的銀行家的貸款，而銀行家貸給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貨幣資本，這些存款人就是產業資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過儲蓄銀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產階級。因此，每一個工廠主或商人個人無須握有巨額的準備資本，也不必依賴資本的現實迴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為有單純的空頭匯票，部分地因為有那種專門以偽造匯票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過程就變得十分複雜，以致在資本迴流實際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貸款人，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生產者才能實現之後，營業紮實可靠、迴流十分順暢的假象，還能平靜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潰的前夕，營業總是顯得几乎安然無恙。
關於這一點，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銀行法報告》提供了最好的證據。在那裡，所有銀行董事，商人，總之，以548奧維爾斯頓勛爵為首的所有被邀請的專家，都互相祝賀營業的繁榮和穩定，——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機爆發前的一個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圖克作為研究歷次危機的歷史學家，在他的《價格史》一書中，再一次陷入這種錯覺。在總崩潰一下子到來之前，營業總是非常穩定，特別興旺。
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加，並不是每次都表示現實的資本積累或再生產過程的擴大。這種情況，在產業周期的緊接着危機過後的那個階段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時，借貸資本大量閒置不用。在生產過程緊縮(1847年危機後，英國各工業區的生產減少三分之一)，物價降到最低點，企業信心不足的時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這種低微的利息率僅僅表明：借貸資本的增加，正是由於產業資本的收縮和萎縮造成的。
當物價下跌，交易減少，投在工資上的資本收縮時，所需的流通手段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在對外債務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產而償清之後，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貨幣去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了；最後，匯票貼現業務的範圍，隨着匯票本身的數目和金額的縮小而縮小，——這一切都是一目瞭然的。因此，對借貸貨幣資本的需求，不論是用於流通手段，還是用於支付手段(這裡還沒有談到新的投資)，都會減少，這樣，借貸貨幣資本相對說來就顯得充裕了。不過，正如我們以後將要談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借貸貨幣資本的供給也會實際增加。
例如，1847年危機後，就發生了「交易緊縮，貨幣過多」的現象(《商業危機》1847—1848年證詞第1664號)。「因為商業几乎完全停頓，投資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沒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549第45頁，利物浦皇家銀行董事霍奇森的證詞)。這些紳士(而霍奇森還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為了說明這種現象而發表過什麼謬論，從下面一段話就可以看到。
「貨幣緊迫＜1847年＞是由國內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所引起的，而這種減少部分地是由於從世界各地進口的貨物必須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於流動資本(floating capital)轉化為固定資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頁]
當時曼徹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廠主，把自己企業的一部分正常資本投在鐵路股票上面，於是不得不靠借入資本來經營自己的企業，對他們來說，流動資本實際上已經固定下來，因此，他們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們把屬於自己企業的資本提取出來，不是投到鐵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說採礦業方面，並且採礦業的產品鐵、煤、銅等等本身也是流動資本，其結果還是一樣。——550當然，由於歉收、穀物進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則是一件和鐵路投機毫不相干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