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l02號)「去年10月{1847年}，几乎一切在這裡購買商品的美國採購者，都立即儘可能地縮減了他們的訂貨；當貨幣昂貴的消息傳到美國時，一切新的訂貨都停止了。」——(第2134號)「穀物和砂糖是特殊情況。穀物市場受到了預期的收成的影響，砂糖則受到了大量存貨和進口的影響。」——(第2163號)「我們對美國的支付義務……有許多是由委託銷售的商品的強制拍賣來結算的；還有許多恐怕是以這裡發生的破產來註銷的。」——(第2196號)「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國的證券交易所1847年10月支付過70％的利息。」
{1837年的危機帶來了長期的痛苦後果，緊接着在1842年又發生了一次衝擊範圍很廣的危機，加上產業家和商人利令智昏，堅決不肯承認生產過剩，——因為庸俗經濟學認為，這是荒謬的而
627且是不可能的!———終於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亂，致使通貨學派得以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他們的教條。1844—1845年的銀行法被通過了。
1844年的銀行法把英格蘭銀行劃分為一個發行部和一個銀行部。前者持有擔保品——絶大部分是政府債券——1400萬鎊，並持有全部金屬貯藏(其中銀最多不得超過四分之一)，並按二者的總和發行等額的銀行券。一切不在公眾手中的銀行券都在銀行部，再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數鑄幣(大約100萬)，形成銀行部的常設準備金。發行部以金交換公眾手裡的銀行券並以銀行券交換公眾手裡的金；同公眾的其他交易則由銀行部辦理。
1844年已有權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發行本行銀行券的各私人銀行，仍然保留這種權利，不過發行額已經限定。如果這些銀行中有某個銀行停止發行它本行的銀行券，英格蘭銀行就可以按這個停止發行的限額的三分之二，增加它的沒有準備金作保證的銀行券發行額。通過這個方法，到1892年，該行沒有準備金保證的銀行券發行額由1400萬鎊增加到約1650萬鎊(精確數字為1645萬鎊)。
因此，每有5鎊金從銀行金庫內流出，就會有一張5鎊銀行券流回發行部並被銷毀；每有5索維林流入銀行金庫，就會有一張新的5鎊銀行券進入流通。這樣，奧維爾斯頓理想中的嚴格遵循金屬流通規律的紙幣流通，就實現了，按照通貨學派的論斷，危機因此就永遠不可能了。
但是，把銀行分成兩個獨立的部的辦法，實際上使銀行董事會不能在決定性時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資金，因而可能發生這種情況：當發行部還有幾百萬鎊金和1400萬鎊擔保品原封未動時，銀行部卻已經瀕于破產了。由於几乎每次危機都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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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金向國外大量流出的階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銀行的金屬貯藏來補償，所以這種情況更容易發生。但在這個場合，每有5鎊金流往國外，在國內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張5鎊銀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時候，流通手段的量卻減少了。這樣，1844年的銀行法就直接促使整個商業界在危機爆發時立即大量貯藏銀行券，從而加速並加劇了危機；這個銀行法由於在決定性時刻人為地增加了對貸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對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時又限制它的供給，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機時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這個銀行法並沒有消除危機，卻反而使危機加劇了，以致達到了不是整個產業界必然破產，就是銀行法必然破產的程度。危機曾兩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達到這個高度；當時政府暫停執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銀行在發行銀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這個辦法已經足以把兩次危機都克服了。
在1847年，憑第一流的擔保品就可能再得到銀行券的信心，已足以使貯藏的四、五百萬鎊銀行券重見天日並回到流通中來；1857年，超過法定量發行的銀行券，將近100萬鎊，但為時很短。
還應當提一下，1844年的立法顯示出人們對於十九世紀最初二十年即銀行停止兌現和銀行券貶值時期的記憶的痕跡。擔心銀行券可能喪失信用的恐懼心理還很明顯；這種恐懼心理完全是多餘的，因為早在1825年，由於發行一批現存的已不通用的舊的1鎊券，而制止了一次危機，這就證明了，即使在最普遍最強烈的不信任時期，銀行券的信用仍然沒有動搖。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價值符號實際是以全國的信用作為其後盾的。——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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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聽聽關於銀行法的影響的幾種證詞。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認為，1844年的銀行法曾抑制過度的投機。這個聰明人幸運地是在1857年6月12日說這話的。四個月後，危機就爆發了。
他一本正經地向「銀行董事們和整個商業界人士」祝賀，因為他們
「對商業危機的性質理解得比以往清楚得多，並且認識到他們因支持過度投機而使自己和公眾受到極大的損害」(銀行委員會，1857年第2031號)。
聰明的穆勒認為，如果發行票面額1鎊的銀行券，
「把它作為給那些要支付工資的工廠主等等的貸款……這種銀行券就不免要落到那些把它們用於消費目的的人手裡，在這個場合，銀行券本身就會形成一種對商品的需求，並可能暫時有促使物價上漲的趨勢」[第20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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