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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第四，如果減少的運動持續很長時間，以致減少竟表現為運動的趨勢，並且銀行的金屬準備下降到顯著地低於中等水平，几乎達到這個準備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屬的輸出就會採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這個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規定的，因為它是由有關銀行券等等的兌現保證的立法在不同情況下分別規定的。關於這種流出在英國能夠達到的數量界限，紐馬奇在《銀行法》(1857年)的證詞(第1494號)中曾說：
「按經驗判斷，對外貿易的任何一種變動所引起的金屬流出，都未必能超過300萬鎊或400萬鎊。」
1847年，英格蘭銀行10月23日金準備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減少5198156鎊，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減少6453748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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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所謂國家銀行的金屬準備的用途(這種用途決不能單獨調節 金屬貯藏量，因為後者可以僅僅由於國內外營業的萎縮而增大)有三個方面：1．作為國際支付的準備金，也就是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2．作為時而擴大時而收縮的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3．作為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的準備金(這和銀行的職能有聯繫，但和貨幣作為單純貨幣的職能無關)。因此，這種金屬準備會受到涉及這三種職能中任何一種職能的事情的影響；就是說，作為國際基金，它會受支付差額的影響，而不管這種差額是由什麼原因決定的，不管這種差額和貿易差額的關係如何；作為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它會受這種流通的擴大或收縮的影響。第三種職能，即作為保證金的職能，雖然不決定金屬準備的獨立運動，但有雙重的影響，如果發行銀行券是為了在國內流通中代替金屬貨幣(在以銀作為價值尺度的國家，也代替銀幣)，第二項中所說的準備金的職能就會喪失。而用在這上面的一部
貴金屬，就會長期流到國外。
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為了國內流通而取出金屬鑄幣；同時，也不能由於一部分流通的金屬鑄幣的停滯而暫時增加金屬準備。其次，如果為了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最低限額的金屬貯藏，那末，這種現象就會以獨特的方式對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結果發生影響；它會對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的那部分貯藏，或對銀行在另外時期作為無用的東西打算脫手的那部分貯藏發生影響。在純粹是金屬流通和銀行業集中的地方，銀行還會把它的金屬貯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證，而在金屬流出時，就可能發生象1857年在漢堡所發生的那樣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許是個例外，現實的危機總是在匯兌率發生轉變以後，就是說，在貴金屬的輸入又超過它的輸出時爆發。
643
1825年，現實的崩潰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經停止以後發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現象發生了，但沒有引起崩潰。1847年金的流出是在4月停止的，崩潰卻在10月才發生。1857年金向國外的流出從11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潰到11月較晚的時候才發生。
這種情況在1847年危機中表現得特別清楚。那時，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個比較輕微的先兆危機以後，已于4月停止，然後到10月才爆發真正的商業危機。
以下的證詞，是在1848年上院商業危機秘密委員會上提出的。這個證詞到1857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時也題為：商業危機，1848——1857)。
圖克的證詞。
「1847年4月，緊迫情況發生了，嚴格說來，等於一次恐慌，但歷時較短，並且沒有同時發生任何重大的商業破產。10月，緊迫情況比4月的任何時候都厲害得多，商業破產事件之多几乎達到了空前的數目。」(第2996號)——「4月間，匯兌率，特別是對美國的匯兌率，使我們不得不輸出大量的金，以便對非常大量的進口貨進行支付；只是通過非常艱巨的努力，銀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並提高了匯兌率。」(第2997號)——「10月，匯兌率對英國有利。」(第2998號)——「匯兌率的轉變在4月的第三個星期已經開始。」(第3000號)——「7月和8月，匯兌率忽高忽低；從8月初起，它始終對英國有利。」(第3001號)——8月間金的流出，「是由於國內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號]。
英格蘭銀行總裁詹·莫利斯指出：雖然自1847年8月以來，匯兌率已對英國有利，因此已經有金輸入，但銀行的金屬準備還是在減少。
「由於國內的需求，已經有220萬鎊金從銀行流入國內。」(第137號)——這神情況，一方面要由鐵路建築工人就業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
644機時期銀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準備的願望”來說明。(第147號)
英格蘭銀行前總裁帕麥爾(他從1811年以來就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
(第684號)「從1847年4月中到暫停執行1844年銀行法的那一天止，整個期間的匯兌率都對英國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獨立的貨幣恐慌的金屬流出，在這裡和往常一樣，不過是危機的前奏，並且在危機爆發以前已經扭轉。1839年，在營業嚴重不振時，為了支付穀物等等的款項，金屬大量流出，但沒有引起危機和貨幣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機結束，金和銀——撇開新開採的貴金屬從產地流入的現象不說——就會按金銀在平衡狀態下在各國形成特別貯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各國的相對儲藏量，是由各國在世界市場
上所起的作用決定的。貴金屬會從存額超過正常水平的國家流到別的國家去；這種流出和流入的運動，不過是恢復金屬貯藏在各國之間原來的分配。但是這種再分配，是通過各種條件的作用進行的，這些條件，我們在研究匯兌率時將會提到。
「按經驗判斷，對外貿易的任何一種變動所引起的金屬流出，都未必能超過300萬鎊或400萬鎊。」
1847年，英格蘭銀行10月23日金準備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減少5198156鎊，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減少6453748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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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所謂國家銀行的金屬準備的用途(這種用途決不能單獨調節 金屬貯藏量，因為後者可以僅僅由於國內外營業的萎縮而增大)有三個方面：1．作為國際支付的準備金，也就是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2．作為時而擴大時而收縮的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3．作為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的準備金(這和銀行的職能有聯繫，但和貨幣作為單純貨幣的職能無關)。因此，這種金屬準備會受到涉及這三種職能中任何一種職能的事情的影響；就是說，作為國際基金，它會受支付差額的影響，而不管這種差額是由什麼原因決定的，不管這種差額和貿易差額的關係如何；作為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它會受這種流通的擴大或收縮的影響。第三種職能，即作為保證金的職能，雖然不決定金屬準備的獨立運動，但有雙重的影響，如果發行銀行券是為了在國內流通中代替金屬貨幣(在以銀作為價值尺度的國家，也代替銀幣)，第二項中所說的準備金的職能就會喪失。而用在這上面的一部
貴金屬，就會長期流到國外。
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為了國內流通而取出金屬鑄幣；同時，也不能由於一部分流通的金屬鑄幣的停滯而暫時增加金屬準備。其次，如果為了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最低限額的金屬貯藏，那末，這種現象就會以獨特的方式對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結果發生影響；它會對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的那部分貯藏，或對銀行在另外時期作為無用的東西打算脫手的那部分貯藏發生影響。在純粹是金屬流通和銀行業集中的地方，銀行還會把它的金屬貯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證，而在金屬流出時，就可能發生象1857年在漢堡所發生的那樣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許是個例外，現實的危機總是在匯兌率發生轉變以後，就是說，在貴金屬的輸入又超過它的輸出時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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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證詞，是在1848年上院商業危機秘密委員會上提出的。這個證詞到1857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時也題為：商業危機，1848——1857)。
圖克的證詞。
「1847年4月，緊迫情況發生了，嚴格說來，等於一次恐慌，但歷時較短，並且沒有同時發生任何重大的商業破產。10月，緊迫情況比4月的任何時候都厲害得多，商業破產事件之多几乎達到了空前的數目。」(第2996號)——「4月間，匯兌率，特別是對美國的匯兌率，使我們不得不輸出大量的金，以便對非常大量的進口貨進行支付；只是通過非常艱巨的努力，銀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並提高了匯兌率。」(第2997號)——「10月，匯兌率對英國有利。」(第2998號)——「匯兌率的轉變在4月的第三個星期已經開始。」(第3000號)——「7月和8月，匯兌率忽高忽低；從8月初起，它始終對英國有利。」(第3001號)——8月間金的流出，「是由於國內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號]。
英格蘭銀行總裁詹·莫利斯指出：雖然自1847年8月以來，匯兌率已對英國有利，因此已經有金輸入，但銀行的金屬準備還是在減少。
「由於國內的需求，已經有220萬鎊金從銀行流入國內。」(第137號)——這神情況，一方面要由鐵路建築工人就業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
644機時期銀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準備的願望”來說明。(第147號)
英格蘭銀行前總裁帕麥爾(他從1811年以來就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
(第684號)「從1847年4月中到暫停執行1844年銀行法的那一天止，整個期間的匯兌率都對英國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獨立的貨幣恐慌的金屬流出，在這裡和往常一樣，不過是危機的前奏，並且在危機爆發以前已經扭轉。1839年，在營業嚴重不振時，為了支付穀物等等的款項，金屬大量流出，但沒有引起危機和貨幣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機結束，金和銀——撇開新開採的貴金屬從產地流入的現象不說——就會按金銀在平衡狀態下在各國形成特別貯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各國的相對儲藏量，是由各國在世界市場
上所起的作用決定的。貴金屬會從存額超過正常水平的國家流到別的國家去；這種流出和流入的運動，不過是恢復金屬貯藏在各國之間原來的分配。但是這種再分配，是通過各種條件的作用進行的，這些條件，我們在研究匯兌率時將會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