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 P 767
資本論
作者：馬克思
第767，共772。
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1961013頁上的一段話：「全部困難是由這樣一個事實產生的：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餘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它們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為了說明這種區別，我們現在假定，工人佔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他們平均勞動時間一樣長，勞動強度一樣大，並且互相直接交換他們的商品。這樣，兩個工人在一天內通過他們的勞動加到他們的產品上的新價值就一樣多，但是，每個人的產品卻會由於以前已經體現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不等而具有不同的價值。
已經體現在生產資料中的價值部分代表資本主義經濟的不變資本；新追加的價值中用在工人生活資料上的部分代表可變資本；新價值中餘下的部分代表剩餘價值，這部分價值在這裡屬於工人。因此，兩個工人在扣除只是由他們預付的「不變」價值部分的補償以後，會得到相等的價值；但代表剩餘價值的部分同生產資料價值的比率——它相當於資本主義的利潤率——對二者來說卻是不同的。不過，因為他們每個人在交換時都使生產資料的價值得到了補償，所以這件事情也就完全無關緊要了。「因此，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於它們的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
而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則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 因此，撇開價格和價格變動受價值規律支配不說，把商品價值看作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歷史上先於生產價格，是完全恰當的。這適用於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無論在古代世界還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家和手工1014業者那裡看到。這也符合我們以前所說的見解，即產品發展成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體之間的交換，而不是由同一共同體各個成員之間的交換引起的。這一點，正象它適用於這種原始狀態一樣，也適用於後來以奴隷制和農奴製為基礎的狀態，同時也適用於手工業行會組織，那時固定在每個生產部門中的生產資料很不容易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因而不同部門的互相關係就好象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共產主義共同體一樣。」(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97-198頁)
如果馬克思來得及把這個第三卷再整理一遍，他毫無疑問會把這段話大大加以發揮。現在這段話，不過是關於這個問題所要說的內容的一個大概輪廓。因此，我們要較為詳細地談談這一點。
我們都知道，在社會的初期，產品是由生產者自己消費的，這些生產者自發地組織在或多或少是按共產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公社中；用這些產品的餘額和外人進行交換，從而引起產品到商品的轉化，是以後的事，這種交換起先只是發生在各個不同的氏族公社之間，但後來在公社內部也實行起來，於是大大地促使公社分解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團。但即使在這種解體發生之後，進行交換的家長也仍舊是勞動的農民；他們靠自己家庭的幫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產他們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已的剩餘產品同外界交換來的。一個家庭不僅從事農業和畜牧業，而且還把農牧業產品加工成現成的消費品，有些地方甚至還用手磨磨粉，烤麵包，把亞麻和羊毛紡成紗，染上色並織成織物，鞣1015皮，建造並修繕木頭房子，製造工具和傢具，不少地方還從事木工活和鐵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團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
一個這樣的家庭要向其他家庭交換或購買的少數物品，在德國，甚至直到十九世紀初，還主要是手工業生產的物品。農民並不是不會生產這些物品，他所以自己不生產這些物品，只是因為得不到原料，或者因為買到的物品要好得多或便宜得多。因此，中世紀的農民相當準確地知道，要製造他換來的物品，需要多少勞動時間。村裡的鐵匠和車匠就在他跟前幹活；裁縫和鞋匠也是這樣，在我少年時代，裁縫和鞋匠們還挨家挨戶地來到我們萊茵地區的農民家裡，把各家自備的原料做成衣服和鞋子。
農民和賣東西給他的人本身都是勞動者，交換的物品也是他們各人自己的產品。他們在生產這些產品時耗費了什麼呢？勞動，並且只是勞動。他們為補償工具、為生產和加工原料而花費的，只是他們自己的勞動力。因此，如果不按照花費在他們這些產品上的勞動的比例，他們又怎麼能把這些產品同其他從事勞動的生產者的產品進行交換呢？在這裡，不僅花在這些產品上的勞動時間對互相交換的產品量的數量規定來說是唯一合適的尺度；在這裡，也根本不可能有別的尺度。
比如效用。不然的話，難道可以設想，農民和手工業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人會拿10小時勞動的產品來和另一個人1小時勞動的產品交換嗎？效用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在農民自然經濟的整個時期內，只可能有這樣一種交換，即互相交換的商品量趨向于越來越用它們所體現的勞動量來計量。自從貨幣進入這種經濟方式的時候起，一方面，適應價值規律(注意，指馬克思所表述的價值規律!)的趨勢變得更明顯了，但另一方面，這種趨勢又由於高利貸資本和苛捐雜稅的干擾而受到了破壞；價格平均起來達到几乎完全接近價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長的期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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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體現在生產資料中的價值部分代表資本主義經濟的不變資本；新追加的價值中用在工人生活資料上的部分代表可變資本；新價值中餘下的部分代表剩餘價值，這部分價值在這裡屬於工人。因此，兩個工人在扣除只是由他們預付的「不變」價值部分的補償以後，會得到相等的價值；但代表剩餘價值的部分同生產資料價值的比率——它相當於資本主義的利潤率——對二者來說卻是不同的。不過，因為他們每個人在交換時都使生產資料的價值得到了補償，所以這件事情也就完全無關緊要了。「因此，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於它們的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
而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則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 因此，撇開價格和價格變動受價值規律支配不說，把商品價值看作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歷史上先於生產價格，是完全恰當的。這適用於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無論在古代世界還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家和手工1014業者那裡看到。這也符合我們以前所說的見解，即產品發展成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體之間的交換，而不是由同一共同體各個成員之間的交換引起的。這一點，正象它適用於這種原始狀態一樣，也適用於後來以奴隷制和農奴製為基礎的狀態，同時也適用於手工業行會組織，那時固定在每個生產部門中的生產資料很不容易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因而不同部門的互相關係就好象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共產主義共同體一樣。」(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97-198頁)
如果馬克思來得及把這個第三卷再整理一遍，他毫無疑問會把這段話大大加以發揮。現在這段話，不過是關於這個問題所要說的內容的一個大概輪廓。因此，我們要較為詳細地談談這一點。
一個這樣的家庭要向其他家庭交換或購買的少數物品，在德國，甚至直到十九世紀初，還主要是手工業生產的物品。農民並不是不會生產這些物品，他所以自己不生產這些物品，只是因為得不到原料，或者因為買到的物品要好得多或便宜得多。因此，中世紀的農民相當準確地知道，要製造他換來的物品，需要多少勞動時間。村裡的鐵匠和車匠就在他跟前幹活；裁縫和鞋匠也是這樣，在我少年時代，裁縫和鞋匠們還挨家挨戶地來到我們萊茵地區的農民家裡，把各家自備的原料做成衣服和鞋子。
農民和賣東西給他的人本身都是勞動者，交換的物品也是他們各人自己的產品。他們在生產這些產品時耗費了什麼呢？勞動，並且只是勞動。他們為補償工具、為生產和加工原料而花費的，只是他們自己的勞動力。因此，如果不按照花費在他們這些產品上的勞動的比例，他們又怎麼能把這些產品同其他從事勞動的生產者的產品進行交換呢？在這裡，不僅花在這些產品上的勞動時間對互相交換的產品量的數量規定來說是唯一合適的尺度；在這裡，也根本不可能有別的尺度。
比如效用。不然的話，難道可以設想，農民和手工業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人會拿10小時勞動的產品來和另一個人1小時勞動的產品交換嗎？效用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在農民自然經濟的整個時期內，只可能有這樣一種交換，即互相交換的商品量趨向于越來越用它們所體現的勞動量來計量。自從貨幣進入這種經濟方式的時候起，一方面，適應價值規律(注意，指馬克思所表述的價值規律!)的趨勢變得更明顯了，但另一方面，這種趨勢又由於高利貸資本和苛捐雜稅的干擾而受到了破壞；價格平均起來達到几乎完全接近價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長的期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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