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找回自我，找回家園，亨利·米勒形成了強烈的反叛精神，他的這種反叛精神改採用的方式，同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氣，粗俗污穢的語言，猛烈攻擊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經院哲學及其支柱巴黎神學院、法院、教會等，這同我們在亨利·米勒作品中看到的那種口氣和語言何其相似乃爾，兩人甚至在談論拉屎撒尿的問題上都有很多共同之處。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樣，故意公開談論人們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諱的東西，來表示一種精神的反叛。
亨利·米勒的精神反叛尤其表現在反傳統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圍中感到十分壓抑，同時他又是在一個一貫標榜民主自由的國度里長大的，思想上較少束縛，所以他尋求自由，尋求自我，強烈反對傳統的束縛。當年惠特曼通過歌頌民主、自由、自我而宣揚的美國精神，他試圖擺脫西方傳統，希望建設一個新型國家而做的美國夢，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復活了。只是亨利·米勒沒有惠特曼那種豪放的熱情，而且他既做着美國夢，又是美國夢的批判者。
他在反傳統方面要比惠特曼更為徹底。他在寫《北回歸線》的時候，曾為取什麼書名費了一番琢磨，他考慮把這部小說稱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兩個書名，請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寧幫着出主意，一個書名叫「我歌唱赤道」，這是用的惠特曼的口氣。另一個書名就是「北回歸綫」。阿那依斯·寧由於愛好占星術而相中了後者。
「北回歸線」的英語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學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歡這個書名。因為他由此而聯想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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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筆記本裡摘抄了古羅馬諷刺小說《薩蒂利孔》中這樣一句話：「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獨立自主，在海上和陸地上都擁有大片領地。」蟹可以橫行不覊，像征着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從各個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種已經開始沒落的文明的種種弊病，要從傳統的固定軌跡中解脫出來。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嚮往一種更徹底的美國式自由，要同所有的傳統決裂，也包括已在美國形成傳統的美國夢。
另一方面，「Cancer」一詞作為普通名詞，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數人得了癌症以後必死無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樣來宣告那個他在那裡成長起來的國家及其文化的死亡，因為它已經得了「楊梅大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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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米勒在反傳統方面同兩位法國作家很相似。其中一位是像征主義詩人韓波。韓波一生窮困潦倒，但是他拒絶工作。
他到處流浪，酗酒，搞同性戀，生活上無拘無束，所以他反對宗教、道德及任何傳統的束縛，他甚至要擺脫個人人格的束縛和語言的束縛，要成為「永恆」的代言人，要去掉單調的公認含義和邏輯內容，試圖創造出能表現詩的意境魅力的新語言形式。同亨利·米勒相似的另一位作家是超現實主義的領袖人物勃勒東。他傾向子無政府主義，對以理性為核心的傳統理想、文化、道德產生強烈懷疑，因為他認為，人的理性已受到資本主義文明的毒害。為了擺脫這種毒害，人必須保持內心生活經驗的獨立性，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擾，不受傳統的任何束縛，這樣才能改變世界和人性。
為了實現這一久，他強調藝術上的絶對自由，這就是消除夢幻與現實、理性與瘋狂、客觀與主觀之間的界限，自動寫作是勃勒東在藝術上企圖徹底打破傳統、追求絶對自由的一種嘗試。亨利·米勒和這兩位法國作家在反傳統方面的徹底要求使他們三人在文學創作所表現的內容和採取的形式上有許多共同點；但是，亨利·米勒認識到，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就在於理性不斷迫使現代人屈從于現代文明所形成的一套傳統，所以他甚至比以勃勒東為首的超現實主義者們走得更遠。他決心要適應現代人的迫切要求，不是像勃勒東那樣再現無意識，而是提出了意識的必要性。
我們應該把亨利·米勒看作自我的重建者。
亨利·米勒被人稱作是自盧梭以來寫出了最好的懺悔作品的人。盧梭的〈懺悔錄〉是一部作者敢於進行自我解剖傑作。
由於盧梭在作品中公開談論當時人們羞於公開的那一部分自我，所以他的這部作品很難為他思想保守的同時代人所接受，但是盧梭追求個性解放的勇氣卻鼓舞了他身後的許多作家。
一個人如果老是迴避自己的這一部分自我，或那一部分自我，尤其對自己那部分醜陋的自我老是躲躲閃閃，諱莫如深，那麼他最終將變得十分虛偽，他真正的自我也將開始異化。處于這種狀況下的人，不但不會改正自己的錯誤和過失，反而會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表裡差異越來越增大。盧梭希望人的自然本性的回歸，是他「回歸自然」的主張在個性解放問題上的體現，也是他重建自我的努力。亨利·米勒雖然自稱他嘗試了幾次都沒有能夠「啃完」盧梭的《懺悔錄》，但是他自己卻寫了更大規模的《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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