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據現在一萬八千餘字的《春秋》看來，都是些會盟征伐的記載，看不出一些道理，類乎如今的《京報彙編》。孟子轉述孔子的話：《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個「事」在哪裡？又道：「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這個「義」又在哪裡？又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種關係的重大，又在哪裡？真令人莫名其妙！無怪朱子疑心他不可解，王安石蔑視他為斷爛朝報，要束諸高閣了。那麼孔子真欺騙我們嗎，孟子也盲從瞎說嗎？這斷乎不是。我敢大膽地正告諸君：《春秋》不同他經，《春秋》不是空言，是孔子昭垂萬世的功業。他本身是個平民，托王于魯。自端門虹降，就成了素王受命的符瑞。借隱公元年，做了新文王的新元紀，實行他改制創教之權。生在亂世，立了三世之法。分別做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朝三世中，又各具三世，三重面為八十一世。示現因時改制，各得其宜。演種種法，一以教權範圍舊世新世。《公羊》、《谷梁》所傳筆削之義，如用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等主張，都是些治據亂世的法。至于昇平、太平二世的法，那便是《春秋》新王行仁大憲章，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全統於他的教。大小精粗，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所以孔子不是說教的先師，是繼統的聖王。《春秋》不是一家的學說，是萬世的憲法。他的偉大基礎，就立在這一點改制垂教的偉績上。我說這套話，諸位定要想到《春秋》一萬八千字的經文裡，沒有提過象這樣的一個字，必然疑心是後人捏造，或是我的誇誕。其實這個黑幕，從秦、漢以來，老子、韓非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深中人心。新莽時，劉歆又創造偽經，改《國語》做《左傳》，攻擊《公》、《谷》，賈逵、鄭玄等竭力贊助。晉後，偽古文經大行，《公》、《谷》被擯，把千年以來學人的眼都矇蔽了，不但諸位哩！若照盧仝和孫明復的主張，獨抱遺經究終始，那麼《春秋》簡直是一種帳簿式的記事，沒甚深意。只為他們所抱的是古《魯史》，並沒抱著孔子的遺經。我們第一要曉得《春秋》要分文、事和義三樣。孔子明明自己說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獨重在義。這個「義」在哪裡？《公羊》說，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漢人引用，廷議斷獄。《漢書》上常大書特書道：「《春秋》大一統大居正，《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像這樣的，指不勝屈。明明是傳文，然都鄭重地稱為《春秋》。可見所稱的《春秋》，別有一書，不是現在共尊的《春秋》經文。

第二要曉得《春秋》的義，傳在口說。《漢書·藝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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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春秋》貶損大人，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劉歆《移太常博士文》，也道信口說而背傳記。許慎亦稱師師口口相傳。只因孔子改制所托，昇平太平並陳，有非常怪論，故口授而不能寫出，七十子傳于後學。直到漢時，全國誦講，都是些口說罷了。第三要曉得這些口說還分兩種：

一種像漢世廷臣，斷事折獄，動引《春秋》之義；奉為憲法遵行，那些都是成文憲法。就是《公》、《谷》上所傳，在孔門叫做大義，都屬治據亂世的憲法。不過孔子是匹夫制憲，貶天子，刺諸侯，所以不能著于竹帛，只好藉口說傳授。便是後來董仲舒、何休的陳口說，那些都是不成文憲法。在孔門叫做微言，大概全屬於昇平世、太平世的憲法。那麼這些不在《公》、《谷》所傳的《春秋》義，附麗在什麼地方呢？我考《公羊》曹世子來朝，《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曹歟、在齊歟？這幾句話，非常奇特，《傳》上大書特書。稱做《春秋》的，明明不把現有一萬八千文字的《春秋》當《春秋》。確乎別有所傳的《春秋》，譏父老子代從政七字，今本經文所無。而且今本經文，全是記事，無發義，體裁也不同。這樣看來，便可推知《春秋》真有口傳別本，專發義的。孟子所指其義則丘竊取之。《公羊》所說，制《春秋》之義，都是指此。並可推知孔子雖明定此義，以為發之空言，不如托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分綴各義，附入《春秋》史文。特筆削一下，做成符號。然口傳既久，漸有誤亂。故《公羊》先師，對於本條，已忘記附綴的史文。該附在曹世子來朝條，還該在齊世子光會于相條，只好疑以傳疑了。第四就要曉得《春秋》確有四本。我從《公羊傳》莊七年經文：「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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