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孝道中還有一個特點，即家族成員之間可以看到相當露骨的相互怨恨。這種現象在與孝道同等的「義務」——即對天皇盡忠這一重大義務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為神聖，使之與人間喧囂的現實生活完全隔離。這種安排實在是太巧妙了。只有這樣，天皇才能起到統一全國國民，一致為國家效力的作用。說天皇是國民之父是不夠的，因為父親在家庭中雖然可以要求子女盡一切義務，卻「可能是個不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必須是遠離一切世俗雜慮的聖父。對天皇盡忠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它必須成為一種對幻想出來的、一塵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誠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國之後寫道：那些國家的歷史都是統治者與人民之間衝突的歷史，這不符合日本精神。回國後，他們在憲法中寫道，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對國務大臣的任何行為都不負責任。天皇是日本國民統一的最高象徵而不是負責的國家元首。約近七百年來，天皇從未作為實際統治者發揮作用，因此，讓天皇繼續充當後台主角是不難的。明治政治家唯一要作的工作就是讓全體日本人在思想上對天皇絶對忠誠，確立這種最高的道德。在封建時代，日本人的「忠」是對世俗首領——將軍的義務。這一漫長的歷史警告明治政治家：在新體制下，要實現他們的目標——日本精神的統一，他們必須幹些什麼。在以往幾個世紀中，將軍兼任大元帥和最高執政，儘管其下屬對他也盡忠，但陰謀推翻其統治以至殺害其生命者屢見不鮮。對將軍的忠誠常常與對封建主君的忠誠相衝突，而且對主君的忠，往往要比對將軍的忠更有強制性。因為對主君的忠誠建立在直接的主從關係上，相形之下，對將軍的忠誠就難免要淡薄些。在動亂時期，侍從武土更是為逼迫將軍退位、擁立自己的封建領主而作戰。明治維新的先驅及其領導者高呼「忠於天皇」的口號向德川幕府進行了長達百年的鬥爭，而天皇則深居九重，每個人都可以按其意願來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維新正是這種尊王派的勝利，也正是由於把「忠」的對象從將軍轉移到象徵性的「天皇」，1868年的事件才有理由稱之為「王政復古」。天皇繼續隱居幕後。他賦予「閣下」們以權力，而不親自管理政府或軍隊，也不親自決定政策。仍然是一些顧問——他們是經過更好的挑選的——執掌政務。真正的根本性變動是在精神領域，因為，「忠」已變成每個日本人對神聖首領——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統一與永恆的象徵——的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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