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本比較哲學的著作，一求其同，一求其異，看來都很有意思。上述的前一本首先提出理論，後一本首先敘述自己的探索所經過的道路，也正好對照。我談到這兩本書並不是為了同《菊與刀》一樣向讀者推薦，只是為了說明在比較文化的大題目下，不但比較文學，而且比較哲學也有人做。但究竟應當怎樣做才能算作科學，那至今還是問題，還得探索。不過有一點，《菊與刀》的第一章開宗明義就提出研究方法問題，把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要求明白說出來，這是很重要的。作比較的範圍、目的、方法是首先要明確的。但也得注意，無論什麼作法，背後總會有一個哲學體系的思想在指導，卻不可以是先有一個既定的具體結論作為前提，否則就會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結果。我覺得那本《比較哲學》多少有點這方面的問題。這三本學術論著都在開頭就說明自己所探求的目的、方法和途徑，明確提出自己的根本看法，是很可取的；至於理論的毛病和證據的引用及解釋有不當之處則是難免的。我們到了八十年代，能看出約在半個世紀以前的書的理論和證據的錯誤，不是很自然的嗎？否則我們不是白過了幾十年嗎？話說回來，《菊與刀》未必符合我國翻譯出版要求的規格，我只希望有熟悉日本國情的人將日本人自己對它的反應介紹一下，並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同東方這位鄰國的關係是很不尋常的，難道我們不該多瞭解它一點嗎？難道文化人類學不需要在我國得到應有的看待嗎？答覆應當是肯定的吧！「企予望之」。
金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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