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陷於日人手中後，敵人勢力逼近，平津、華北有特殊化趨勢。為國家明日計，西北或河南山東，凡事都得要重新作起，問題不輕細。有心人必承認，到中央勢力完全退出時，文字在華北將成為唯一抵抗強鄰堅強自己的武器。三十 歲以上一代，人格性情已成定型，或者無可奈何了，還有個在生長中的兒童與少壯，待注入一點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氣。因之和幾個師友接受了一個有關國防的機構委託為華北學生編製基本讀物。從小學起始，逐漸完成。把這些教材帶到師大附小去作實驗的，還是個國立大學校長，為理想的證實，特意辭去了那個莊嚴職務，接受這麼一份平凡工作。鄉下人的名銜，則應當是某某小學國文教師的助理。（同樣作助理的，還有個是國內極負盛名大學的國文系主任！）照政治即權力的活動家說來，這義利取捨多不聰明，多失計。但是，鄉下人老實沉默走上第三段路，和幾個良師益友在一處工作繼續了四年，很單純，也很愉快。
在爭奪口號名詞是非得失過程中，南方以上海為中心，已得到了個「雜文高於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個結論，結論且有個地方性，有個時間性，一離開上海，過二 三年後，活潑熱鬧便無以為繼，且若無可追尋。在南京，則文學夜會也夠得個活潑熱鬧！在北平呢，真如某「文化兄」所說，死沉沉的。人與人則若游離渙散，見不出一個領導團體。
對工作信念，則各自為戰，各自低頭尋覓學習，且還是一套老心情，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與群眾脫離，與現實脫離。某「文化兄」說得當然是一種真實。但只是真實的一面，因為這死沉沉與相對的那個活潑潑，一通過相當長的時間，譬如說，三年四年吧，比較上就會不同一點的。在南方成就當然也極大。惟一時引起注意熱鬧集中的大眾語、拉丁化等等，卻似乎只作成一個政治效果，留下一本論戰的總集，熱鬧過後，便放棄了。總之，團體和成就竟若一個相反比例，集團越大成就就越少。所以在南京方面，我們竟只留下一個印象，即「夜會」繼以「虛無」。然而在北方，在所謂死沉沉的大城裡，卻慢慢生長了一群有實力有生氣的作家。曹禺、蘆焚、卞之琳、蕭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廣田……是在這個時期中陸續為人所熟習的，而熟習的不僅是姓名，卻熟習他們用個謙虛態度產生的優秀作品！因為在游離渙散不相粘附各自為戰情形中，即有個相似態度，爭表現，從一個廣泛原則下自由爭表現。再承認另一件事實，即聽憑比空洞理論還公正些的「時間」來陶冶清算，證明什麼將消滅，什麼能存在。這個發展雖若緩慢而呆笨，影響之深遠卻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提及這個扶育工作時，《大公報》對文學副刊的理想，朱光潛、聞一多、鄭振鐸、葉公超、朱自清諸先生主持大學文學系的態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態度，共同作成的貢獻是不可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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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工作來不及作更大的展開，戰爭來了。一切書獃子的理想，和其他人的財富權勢，以及年青一輩對生活事業的溫馨美夢，同樣都於頃刻間失去了意義。於是大家沉默無言在一個大院中大火爐旁，毀去了數年來所有的資料和成績，匆匆離開了北平，穿過中國中部和西南部，轉入雲南。現實雖若摧毀了一切，可並不曾摧毀個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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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個終結，只是一個新的學習的開始。打敗仗圖翻身，勝利後得建國，這個部門的工作，即始終還需要人臨以莊敬來謹慎從事。工作費力而難見好。在人棄我取意義下，我當然還得用這一支筆從學習中討經驗，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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