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受「五四」運動的餘波影響，來到北京追求「知識」實證「個人理想」的。事實上，我的目標並不明確，理想倒是首先必需掙扎離開那個可怕環境。因為從辛亥前夕開始，在我生長的小小山城裡，看到的就總是殺人。照清代法律，一般殺人叫「秋決」，犯死刑必由北京決定，用日行三百里的快驛「雞毛文書」，急送請兵備道備案處理。行刑日，且必在道尹衙門前放三大炮。如由知事監護，且必在行刑後急促返回城隍廟，執行一場戲劇性的手續，由預伏在案下的劊子手，爬出自首，並說明原因。知事一拍驚堂木，大罵一聲「鄉愚無知」，並喝令差吏形式上一五一十打了一百板，發下了一兩碎銀賞號，才打道回衙，繳令完事。但是我那地方是五溪蠻老巢，苗民造反的根據地，縣知事也被賦予殺人特權，隨時可用站籠吊死犯小罪苗民。我從小就看到這種殘暴虐殺無數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殺，和後來在軍隊中的所見，使我深深感覺到誰也無權殺人。儘管我在當時情況下，從別人看來工作是「大有前途」，可是從我自己分析，當時在一個軍部中，上面的「長字」號人物，就約有四十三個不同等級長官壓在我頭上。我首先必須掙脫這種有形的「長」和無形的壓力，取得完全自由，才能好好處理我的生命。所以從家中出走。有了自由才能說其他。到北京雖為的是求學，可是一到不久，就不作升學考慮。因為不久就聽人說，當時清華是最有前途的學校，入學讀兩年「留學預備班」，即可依例到美國。至於入學辦法，某一時並未公開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有人只憑一封介紹信，即免考入學。至於北大，大家都知道，由於當時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遠見與博識，首先是門戶開放，用人不拘資格，只看能力或知識。最著名的是梁漱溟先生，先應入學考試不錄取，不久卻任了北大哲學教授。對於思想也不加限制，因此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諸先生可同在一校工作。不僅如此，某一時還把保皇黨辜鴻銘老先生也請去講學。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次講演，辜先生穿了件緗色小袖綢袍，戴了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繫了根深藍色腰帶。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後還拖了一條細小焦黃辮子。老先生一上堂，滿座學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用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數人繼續發笑，多數可就沉默了。這句話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從中國近五十年社會發展來看看，使我們明白近年來大家常說的「封建意識的嚴重和氾濫」，影響到國家應有的進步，都和那條無形辮子的存在息息相關。這句話對當時在場的人，可能不多久就當成一句「趣話」而忘了。我卻引起一種警惕，得到一 種啟發，並產生一種信心：即獨立思考，對於工作的長遠意義。先是反映到「學習方法」上，然後是反映到「工作態度」上，永遠堅持從學習去克服困難，也永遠不斷更改工作方法，用一種試探性態度求取進展。在任何情形下，從不因對於自己工作的停頓或更改而灰心喪氣，對於人的愚行和褊執狂就感到絕望。也因此，我始終認為，做一個作家，值得尊重的地方，不應當在他官職的大而多，實在應當看他的作品對於人類進步、世界和平有沒有真正的貢獻。
其實當時最重要的，還是北大學校大門為一切人物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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