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眾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遺恨也。

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愛，引納多涂，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恤，將何以治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絶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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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

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禦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己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奸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為曲豉也。六合之民，猶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雲為，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奸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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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奸險之慮，則醇釅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

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儘力以效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淵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

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

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奸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眾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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