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僱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慄，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僱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禦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僱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于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僱人，然而所僱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于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僱。則僱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于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ゥ，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僱，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雲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裡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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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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