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移博士書》又曰：「魯共王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而詆博士「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案此乃前漢經師不信古文之明證也。以《尚書》為備，即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疑北字誤）鬥與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故二十九是也。」《尚書》百篇，其序略見《史記》；伏生傳篇止二十九，漢人以為即此已足，故有配鬥與二十八宿之說。若《逸書》十六篇，其目見于馬、鄭所傳，絶無師說。馬、鄭本出杜林，未知即劉歆所云孔壁古文否。偽孔篇目，與馬、、鄭又不符，其偽更不待辨。謂《左氏》為不傳《春秋》，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是也。（《釋文序錄》，左丘明作傳授曾申，遞傳至張蒼、賈誼，傳授如此分明，何得謂相傳無人。而范升云云，足見《序錄》乃後出之說，漢人所未見也。）《史記》稱《左氏春秋》，不稱《春秋左氏傳》，蓋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別為一書，不依傍聖經。《漢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據歆傳，劉歆以前，《左氏》傳文本不解經，故博士以為《左氏》不傳《春秋》。近人劉逢祿以為《左氏》凡例書法皆劉歆竄入者，由《史》、《漢》之說推之也。《漢書藝文志》曰：「魯共王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據此，則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禮》、《尚書》，並有《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明見《藝文志》。《志》于《禮》但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當作十七篇，即今《儀禮》。）《記》百三十一篇，無《禮記》；而今之《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志》雲《禮記》，即《禮古經》與《記》。《儀禮》有今古文之別；鄭註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鄭以《古論語》校《魯論》，見《經典釋文》，云：「魯讀某為某，今從古。」《孝經》古孔氏，許慎嘗遣子衝上《說文》，並上其古文說。桓譚《新論》以為今異者四百餘字。其書亡不可考。隋劉炫偽作《古文孝經》，唐、宋人多惑之。淺人但見古文二字，即為所震，不敢置議，不知前漢經師並不信古文也。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於文字之異。今文者，今所謂隷書，世所傳熹平《石經》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謂籀書，世所傳岐陽石鼓及《說文》所載古文是也。隷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猶今人之於篆、隷，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凡文字必人人盡識，方可以教初學。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為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尚書》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雲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于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許慎《五經異義》有《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皆分別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說解亦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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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當時之書，惜多散失。傳于今者，惟伏生《尚書大傳》，多存古禮，與《王制》相出入，解《書》義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發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學；《韓詩》僅存《外傳》，推演詩人之旨，足以證明古義。學者先讀三書，深思其旨，乃知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之學，如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學出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弊先為劉歆所譏，則後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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