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自兩漢後，越千餘年，至國朝而復盛。兩漢經學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康熙五十四年，禦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降二十年，禦纂《周易述義》十卷；康熙六十五年，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乾隆二十年，禦纂《詩義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禦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經部列首，分為十類。夫漢帝稱制臨決，未及著為成書；唐宗禦注《孝經》，不聞遍通六藝。今鴻篇鉅制，照耀寰區；頒行學官，開示矇昧；發周、孔之藴，持漢、宋之平。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後，推崇實學，以矯空疏，宜乎漢學重興，唐、宋莫逮。乾隆五十八年，詔刊十三經于太學，依開成《石經》，參以善本，多所訂正。嘉慶八年，覆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尤為一代盛典，足以別黑白而定一尊。
凡事有近因，有遠因。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一則明用時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于焚書。閻若璩謂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輓迴風氣，幡然一變。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絶人之姿，為舉世不為之學。於是毛奇齡、閻若璩等接踵繼起，考訂校勘，愈推愈密。欺為近因。一則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元、明崇尚朱學，未盡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註疏，不可輕議漢儒。又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後以宋孝宗崩，寧宗應承重，而無明據，未能折服異議；及讀《儀禮疏》，鄭答趙商問父有廢疾而為其祖服制三年斬，乃大佩服。謂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于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誠未有斷決。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蓋因乎此；惜書未成而歿。元、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士子樂其簡易。而元本不重儒，科舉不常行；明亦不尊經，科舉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實，非朱子之過也。朱子能遵古義，故從朱學者，如黃震、許謙、金履祥、王應麟諸儒，皆有根柢。王應麟輯《三家詩》與鄭《易注》，開國朝輯古佚書之派。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而加以擴充，開國初漢，宋兼采之派。斯為遠因。聖人之經，本如日月，光景常新，有此二因，而又躬逢右文之朝，宜其由衰而復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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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衰復盛，非一朝可至；由近復古，非一蹴能幾。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註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為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江藩作《漢學師承記》，以為梨洲、亭林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乃以黃、顧二公附於冊後。竊謂如江氏說，國初諸儒無一真知灼見者矣，豈獨黃、顧二公！《師承記》首列閻若璩，江氏必以閻為真知灼見；案閻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偽，而其《疏證》信蔡《傳》臆造之事實，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說《詩》，以王柏《詩疑》為然，謂《鄭》、《衛》為可刪；乃誤沿宋學，顯背漢儒者。江刻於黃、顧而寬于閻，是並閻氏之書未之考也。當時如胡渭《易圖明辨》，能闢《圖》、《書》之謬，而《洪範》並攻漢儒。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能駮宋以申毛，而經說間談佛教。萬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禮》，多信宋而疑漢。其不染宋學者，惟毛奇齡；而毛務與朱子立異。朱子疑偽孔古文，而毛以偽孔為可信；朱子信《儀禮》，而毛以《儀禮》為可疑；此則朱是而毛非者。雖由門戶之見未融，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此等處宜分別觀之，諒其求實學之苦心，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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