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榖》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絶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學者不特知漢、宋之別，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門徑大開，榛蕪盡闢。論經學于今日，當覺其易，而不患其難矣。乃自新學出，而薄視舊學，遂有燒經之說。聖人作經，以教萬世，固無可燒之理；而學之簡明者有用，繁雜者無用，則不可以不辨。《漢書藝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簡明有用之學也。又曰：「後世便辭巧說，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此繁雜無用之學也。今欲簡明有用，當如《漢志》所云「存大體，玩經文」而已。如《易》主張惠言《虞氏義》，參以焦循《易章句》、《通釋》諸書；《書》主伏《傳》、《史記》，輔以兩漢今文家說；《詩》主魯、齊、韓三家遺說，參以毛《傳》、鄭《箋》；《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陳立之書；治《左氏》者，主賈、服遺說，參以杜《解》；《三禮》主鄭《注》，孔、賈《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細碎者姑置之。後儒臆說，極屏勿觀。則專治一經，固屬易事；兼通各經，亦非甚難。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涂徑，本漢人治經之法；求漢人致用之方，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之類，兩漢人才之盛必有復見于今日者，何至疑聖經為無用以孔教為可廢哉！
《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二書，于國朝諸家，蓃輯大備；惟卷帙繁富，幾有累世莫殫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實亦無幾；一知半解，可置不閲。今之治經者，欲求簡易，惟有人治一經，經主一家；其餘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經，更可從緩。漢注古奧，唐疏繁複，初學先看註疏，人必畏難，當以近人經說先之。如前所列諸書。急宜研究。或猶以為陳義太高，無從入手，則《書》先看孫星衍《今古文註疏》，《詩》先看陳奐《毛氏傳疏》亦可。但能略通大義，確守古說，即已不愧顓門之學。此古之治經者所以重家法而貴顓門也。國朝諸儒有承家法而守顓門者，亦有無家法而非顓門者；今主一家，當取其有家法與顓門者主之。《國朝漢學師承記》具列家法顓門甚詳，其成書在乾、嘉之間，故後出者未著于錄。嘉、道後，治今文說者，《師承記》皆不載，《皇清經解》亦未收其書，書具見于《續經解》中，故《續經解》更切要于前《經解》也。學者誠能于經學源流正變研究一過，即知今之經學，無論今文古文、專學通學，國朝經師莫不著有成說，津逮後人。以視前人之茫無途徑者，實為事半功倍。蓋以瞭然於心目，則擇從甚易，不至費日力而增葛藤。惟西漢今文近始發明，猶有待于後人之推闡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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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提要》經部總敘曰：「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共弊也悍。（原註：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援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原註：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註：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原註：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案二千年經學升降得失，《提要》以數十言包括無遺，又各以一字斷之。所謂拘者，兩漢之學也；雜者，魏、晉至唐及宋初之學也；悍者，宋慶歷後至南宋之學也；黨者，宋末至元之學也；肆者，明末王學也；瑣者，國朝漢學也。《提要》之作，當惠、戴講漢學專宗許、鄭之時，其繁稱博引，間有如漢人三萬言說「若稽古」者。若嘉、道以後，講求今文大義微言，並不失之於瑣，學者可以擇所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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