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絶，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製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絶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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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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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後學為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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