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巳。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于此可見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于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卦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于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棄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卦，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恐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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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遷殷頑民于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並誅之法，而又不何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仇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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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誓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仇。」可至于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並其先世而仇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眾者也。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為紆曲。

○王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群臣，非先王之制矣。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禦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制麻屨行滕。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就禱南郊。鳴呼！皇祖之訓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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