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了我們當下的話題，我將近代史界定為肇端於四百年之前。一條明顯而合理的界線，把它與以前的時期區分開來，它在自己的進程中呈現出特殊的、顯著的特徵。近代並不是按正常的順序從中世紀過渡過來的，也不帶有合法子嗣的外部特徵。作為不速之客，它根據革新的法則，削弱了歷史連續性的威力，為萬物創立了新的秩序。在這些日子裡，哥倫布顛覆了有關世界的觀念，徹底改變了生產、財富和權力的狀態；在這些日子裡，馬基雅維裡將政府從法律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伊拉斯謨把古代的理智之流從世俗之溝導人基督教之渠；路德在最堅固的環節上打斷了權威和傳統的鏈條；哥白尼創造了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為即將到來的時代豎起了進步的永久標誌。一如神授權力之發現和羅馬帝國擴張時的情形，少數哲學家表現出不受束縛的創造性和對傳統權威的勇敢挑戰。類似的結果隨處可見，一代人見證了所有這一切。它是新生活的覺醒；世界在新的軌道上旋轉着，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動着。過去的許多年代為一種信念所支配，認為世風日下，社會不久就要毀滅；為陋習和墳墓中的主子的意志所左右。但16世紀出現了，它準備嘗試未曾嘗試的經驗，滿懷信心地展望着充滿無窮變化的未來。

這一進步運動將它與舊世界大為不同：新世界的統一性展現在探索和發現的普遍精神之中。這種精神不曾停止活動，它抵抗住了多次卷土重來的反動力量；直到我們稱為革命的一般觀念的時期的來臨，它才最終盛行起來。對我們而言，這場從依附到獨立的持續解放和漸進的過程，不論好壞都是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現象，因為歷史科學一直是它的工具之一。即使歷史是一種覊絆和負擔，對歷史的認知卻是最穩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這種對歷史知識的認真探索，是我所說的這四個世紀區別于以前世紀的一個標誌。中世紀擁有一些記述那一時代歷史的優秀作者，卻對更早的史實漫不經心和不夠耐心。他們在虛假證詞的籠罩下滿足於被欺騙，滿足於生活在幻象的昏暗之中；他們按照便利原則去編造，高興地歡迎着偽造者和騙子。隨着時間的推移，謊言被普遍地信以為真，其影響不斷增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藝復興時代。那時揭露假象的人文曙光落在幾個思想敏鋭的意大利人身上。正是在那時，歷史學才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被人理解，也正是在那時，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學者，至今我們仍然要在方法和資料上求助於他們。我們的世界不同於昏睡中的史前世界，它知道有必要和有義務使自己成為過去時代的主人，但又不會丟掉它們的智慧或警諭，它把自己最好的精力和才華，奉獻給了探查謬誤和證實可靠真理這一至高無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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