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歷史學完全成熟的時期，人們不再默然順從他們的生存現狀。他們不是把一切視為當然，而是竭力想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根據、走過的行程和個中原由。因此，史學家的重要性不斷增長，超越于眾人之上。穩定性的法則被不斷變化的日新月異的觀念力量所征服，這些觀念充滿生機與活力，展翅越過海洋和疆界，使得在一個孤立國度的封閉狀態中尋求事物的原有秩序成為徒勞。它們強迫我們涉足於比我們更為廣大的社會，熟悉遙遠的異域風情，攀登更高的山峰，沿著主要方向，與不可能是一個國家所造就的各路豪傑、聖者和天才生活在一起。我們不能輕率地對巨匠前賢視而不見，必須收藏各類物品以供儘可能長久地欣賞；因為研究的無情後果就是不斷地減少它們的數量。例如，展現最為強健的智力，莫過于觀察拿破崙這個最著名、最有能力的歷史人物的智力活動。在另一領域，熟悉了費奈隆的人格，那將是一個更高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宗教活動家和文學家的神聖典範，是一個世紀的見證者和下一個世紀的先驅，是窮人反抗壓迫的鼓動者，是專制年代之自由、迫害年代之寬容、習慣于屈從權威的人群之人性美德的擁護者。他的一個敵人說，他的睿智足以戰勝恐怖；另一個敵人說，他的眼睛閃爍着智慧的光芒。因為單是這些最偉大最優秀的智者就可以作為指導性的榜樣。一個資質平平或智力較低的人，不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封閉的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意志擺脫周遭的干擾，超脫于時間、民族環境的壓力之上，如果選擇為自己指引道路的星辰，如何用內心的光去糾正、審查和檢驗自己的信念，如何依靠堅定的良知和理想的勇氣，重塑出身及教育所賦予他的人格。對我們而言，倘若不去追求更高水準和更寬廣的視野，國際史就會被「先有議會，後有議會檔案(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s younger than parliaments)」這種絶對和偏狹的理由所支配。外國人沒有在他的政府中安排某種神秘的機理，沒有arcanum imperii(神秘物——原文為法文)。對外國人來說，政府的基礎一目瞭然；政府機器的每一種動力和功能，可解釋得像一隻手表的運行一樣清清楚楚。但是，由於我們土生土長的憲法不是人為制定或寫在紙面上的，而是要求遵循有機生長的法則發展；由於我們對明確的界定和普遍原則不信任，而是信賴相反的原則，我們便沒有那種激烈和漫長的辯論，而其他社會卻已在辯論中把政治科學最深層的秘密展示給每個能夠識字的人。在費城、凡爾賽和巴黎，在加的斯和布魯塞爾，在日內瓦、法蘭克福和柏林，尤其是在美利堅合眾國那些最開明的州，當它們改造自己的政制時，制憲會議的討論達到了政治學著作的頂峰水平，提供了我們在國內從未享有過的智慧。

對歷史學家而言，他們宏大課題的近代部分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它是難以研究窮盡的。它是最易於把握的，因為它是最熟悉和最明晰的。較早的景象從模糊的背景中呈現出來。我們不久便陷入到山重水復疑無路的處境。成百上千的近代人提供着自相矛盾的證據。可以用他們的私人通信去研究他們，依據他們自己的供述去評判他們。他們的行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每個國家都開放了自己的檔案，邀請我們去探知國家的秘密。當哈勒姆(Hallam)撰述有關詹姆斯二世的篇章時，法蘭西是檔案可資利用的惟一大國。後來，羅馬和海牙也開放了它們的檔案，再後來是意大利諸國的收藏，最後是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文獻，西班牙也開放了它的部分檔案。在哈勒姆和林加德只能依靠布里隆的問題上，他們的後繼者卻可查閲十個政府的外交資料。實際上，沒有哪個論題已經用盡所有的資料，以至於我們可以滿足於目前的成果，再也不想對該論題重新探討。路德和腓特烈的部分生平，30年戰爭的片斷，美國革命和法國復辟時代的許多內容，黎世留和馬扎然的早期歲月，伽地納先生的一些卷冊，如同太平洋的島嶼一般在各地重見天日。雖然蘭克是對歷史文獻進行傑出研究的真正始創者，歐洲史學界最敏鋭最成功的探索者，我也不敢說他的70卷著作中沒有一卷不曾被後人趕上，不曾被部分地超越。主要是通過他不斷擴大的影響，我們的學科才開始不斷進步，使最傑出的導師很快便落在了更好的學生後面。單是現在對外界開放的梵蒂岡檔案，在運往法國時就裝了3239箱，然而其數量還不是最多的。我們仍處在文獻時代的開端，這個時代傾向于使歷史學不再依靠歷史學家，傾向于以犧牲著述為代價來發展學識，傾向于在其他學科也完成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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