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4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4，共134。
我願向大家說明，我為何認為近代史非常重要。我的理由並不在於強調它有豐富的資料，亦不是因為它已同過去決裂，或革新永無止境，步伐不斷加快，或意見日益壓倒了信仰、知識又日益壓倒了意見，而在於它講述着我們自己的故事，是我們自身生活的記錄，是那些未曾放棄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記錄，是那些仍然牽制着人類的步伐、困擾着人類心靈的問題的記錄。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極其珍貴的教訓，這些教訓是前人在他們的社會——和我們生活的社會有很多相似之處的社會——中摸索出來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如何利用他們的先例和教誨，要想學到這些教訓，我們只能再做嘗試，並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們著書立說，只是使我們變得更明智，使我們擁有了比歷史知識更有益的歷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實現了它的目的。它對於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養，是最有力的促進因素。我們的歷史判斷力，無論對於公眾或私人行為，還是對於來世的希望，都是大人可為的。經過近代各種事件和相互比較的錘煉之後的信念，其堅定性與力量，會大大超過那些受着每個新事物的困擾，常常比幻覺和無據的偏見強不了多少的信念。
人類的首要關懷是宗教，它是近代幾個世紀的顯著特徵。這幾個世紀以新教的發展為標誌。它們從一個極端麻木、無知和衰敗的時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場激烈而持久的衝突之中，無人能夠想像它的無窮後果。教義信仰(Dogmatic conviction)——因為我避免使用與當時的許多特徵聯繫地一起的信仰(faith)一詞——成為普遍關注的中心，直到克倫威爾時代，它仍然是公共政策的最高支配力量和出發點。然後便出現了這樣一個時期，持久衝突的激烈程度有所減弱，甚至勢不兩立的信心也不再那麼精力旺盛，於是好斗的精神開始為科學精神留出了餘地；暴風雨過後，出現了一片塵埃落定的場地，許多爭論都留給史學家們去沉穩而祥和地解決，他們本來就具有這樣的特權，能夠把宗教事業從諸多不公正的譴責中，從更為有害的公正譴責中拯救出來。蘭克常說，在七年戰爭之前，教會的利益支配着政治，它標志著社會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結束于勃蘭登堡的主人們唱着他們的路德教聖歌在盧蒂尼亞採取的行動。那個大膽的主張即運用於今天這個時代，仍是可以質疑的。當羅伯特·皮爾爵士解散了他的政黨時，追隨過他的領導人便宣佈，沒有任何天主教教義能夠成為使它重建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可以強調指出，在1870年7月，即法國戰爭爆發時，惟一堅持廢除教會世俗權力的政府是奧地利；此後我們便目睹了卡斯特拉爾的下台，因為他試圖調和西班牙同羅馬的關係。
1850年後不久，幾個最聰明的法國人對本國人口增長受到抑制和「未來不列顛」 (Further Britain)突增的人口統計數字深感不安，預言英吉利民族的優勢地位即將到來。他們沒有預見到——當時誰都未預見到——普魯士更加迅猛的崛起，以及世界上這三個最重要的國家，到本世紀末會成為基本上皈依宗教改革的新教各派的國家。因此，這幾個世紀，對於宗教正如對於眾多事物一樣，一直促進着新事物的產生；引力中心從地中海國家轉向大西洋國家，從拉丁族轉向條頓族，同時也從天主教轉向新教。
歷史科學同政治科學一樣，從這些爭論中脫穎而出。正是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之前的清教徒時代，神學與政治學攜手實現了一場根本性的變革。17世紀發生在英國的變革，其本質與其說是教會之爭，不如說是教派之爭，分裂常常是由於戒律和自律方式(self-regulation)的不同，而非教義的不同。各個宗派並沒有控制國家的野心，他們更多地關心着個人而非信眾，熱衷于宗教秘密會議而不是國家一級的教會。他們雖視野狹窄，卻又目光敏鋭。他們認為，政府和制度如同塵世萬物二樣，注定是要消亡的，而靈魂卻是不朽的；在自由與權力之間，恰如在永恆和時間之間，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強制命令的範圍應當控制在確定的界限之內；過去由權威、外部戒律和有組織的暴力所為之事，應當採取分權的方式處理，並委之於自由人的理智和良心。於是，意志對意志的支配，由理性對理性的支配所取代。寬容的真正使徒，並不是那些為自己的信念尋求保護的人，也不是那些沒有信念可保護的人，而是這樣一些人——對他們來說，不論他們的事業如何，寬容都是一個政治、道德、神學的信條，一個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問題。這樣的人就是索齊尼，以及一些更小派別的人們——羅德島殖民地獨立的創建者，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會主教。用於鼓吹信條權威的大量精力和熱情，也被用於預見中的自由。空氣中瀰漫著發出新吶喊的熱忱，但是事業未變。它成為一種自詡：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傳；宗教思想的發展對政治生活之既定形式的這種轉變和顛覆，將我們帶到了我的論題的核心，為我們展現了歷史循環之重要的關鍵特徵。它的起點是歷史上那場最強大的宗教運動和最優雅的專制統治，它導致了各國生活中的政治高於宗教。最後，結束于一種平等的要求：每個人在履行天職時都不應當受到其他任何人的約束——這是個攜帶著風暴和破壞力的信條，是人權(the Rights of Man)的內在實質和革命顛撲不破的主題。
人類的首要關懷是宗教，它是近代幾個世紀的顯著特徵。這幾個世紀以新教的發展為標誌。它們從一個極端麻木、無知和衰敗的時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場激烈而持久的衝突之中，無人能夠想像它的無窮後果。教義信仰(Dogmatic conviction)——因為我避免使用與當時的許多特徵聯繫地一起的信仰(faith)一詞——成為普遍關注的中心，直到克倫威爾時代，它仍然是公共政策的最高支配力量和出發點。然後便出現了這樣一個時期，持久衝突的激烈程度有所減弱，甚至勢不兩立的信心也不再那麼精力旺盛，於是好斗的精神開始為科學精神留出了餘地；暴風雨過後，出現了一片塵埃落定的場地，許多爭論都留給史學家們去沉穩而祥和地解決，他們本來就具有這樣的特權，能夠把宗教事業從諸多不公正的譴責中，從更為有害的公正譴責中拯救出來。蘭克常說，在七年戰爭之前，教會的利益支配着政治，它標志著社會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結束于勃蘭登堡的主人們唱着他們的路德教聖歌在盧蒂尼亞採取的行動。那個大膽的主張即運用於今天這個時代，仍是可以質疑的。當羅伯特·皮爾爵士解散了他的政黨時，追隨過他的領導人便宣佈，沒有任何天主教教義能夠成為使它重建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可以強調指出，在1870年7月，即法國戰爭爆發時，惟一堅持廢除教會世俗權力的政府是奧地利；此後我們便目睹了卡斯特拉爾的下台，因為他試圖調和西班牙同羅馬的關係。
歷史科學同政治科學一樣，從這些爭論中脫穎而出。正是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之前的清教徒時代，神學與政治學攜手實現了一場根本性的變革。17世紀發生在英國的變革，其本質與其說是教會之爭，不如說是教派之爭，分裂常常是由於戒律和自律方式(self-regulation)的不同，而非教義的不同。各個宗派並沒有控制國家的野心，他們更多地關心着個人而非信眾，熱衷于宗教秘密會議而不是國家一級的教會。他們雖視野狹窄，卻又目光敏鋭。他們認為，政府和制度如同塵世萬物二樣，注定是要消亡的，而靈魂卻是不朽的；在自由與權力之間，恰如在永恆和時間之間，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強制命令的範圍應當控制在確定的界限之內；過去由權威、外部戒律和有組織的暴力所為之事，應當採取分權的方式處理，並委之於自由人的理智和良心。於是，意志對意志的支配，由理性對理性的支配所取代。寬容的真正使徒，並不是那些為自己的信念尋求保護的人，也不是那些沒有信念可保護的人，而是這樣一些人——對他們來說，不論他們的事業如何，寬容都是一個政治、道德、神學的信條，一個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問題。這樣的人就是索齊尼，以及一些更小派別的人們——羅德島殖民地獨立的創建者，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會主教。用於鼓吹信條權威的大量精力和熱情，也被用於預見中的自由。空氣中瀰漫著發出新吶喊的熱忱，但是事業未變。它成為一種自詡：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傳；宗教思想的發展對政治生活之既定形式的這種轉變和顛覆，將我們帶到了我的論題的核心，為我們展現了歷史循環之重要的關鍵特徵。它的起點是歷史上那場最強大的宗教運動和最優雅的專制統治，它導致了各國生活中的政治高於宗教。最後，結束于一種平等的要求：每個人在履行天職時都不應當受到其他任何人的約束——這是個攜帶著風暴和破壞力的信條，是人權(the Rights of Man)的內在實質和革命顛撲不破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