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考慮到敵對勢力的情況、他們持續的抵抗和一再崛起，考慮到在1685年、1772年、1808年這些鬥爭似乎永無成功希望的關鍵時刻，我們可以不誇張地說，若沒有17世紀宗教動機所提供的威力，世界朝向自治的進步便會束手就擒。這種朝向有組織有保障的自由狀態的不斷進步，是近代史諸多事實的特徵，是它對神學理論的貢獻。我確信，許多人會發現這是種陳詞濫調，老生常談，會質疑這樣的結論：世界雖無多大進步，但智力是個例外，它正在獲得自由，或自由的增長既是一種進步也是一個成果。我的導師蘭克便反對前述觀點，孔德這位更優秀者的導師，認為我們在死人之手的合力重壓之下，拖着一條越來越長的鏈條；我們許多晚近的一流作家——卡萊爾、紐曼、弗勞德——認為，在證明上帝對待人類的方式上，並無進步可言，若僅僅是自由得到了加強，這就如同朝着尾巴方向前進的生物運動一樣。他們認為，針對壞政府而急於採取的防備措施，是通向美德的障礙，它使能者受制於無能者，為庸碌眾生的利益而放棄開明的品德，因而敗壞道德和靈魂。他們堅信，為人類所做的偉大而有益的諸事，都有賴于權力的集中，而非權力的平衡、抑制和分散；源於正在消亡的宗派的輝格黨理論，即惟有受到制約的權力才是合法的權力，統治須賴臣民的同意，是對世代相傳的那種神聖意志的背叛。

我陳述以上反對意見，不是為了陷入與我們不一致的一門學問的激烈爭吵，而是為了借助于界定對立的說法以表明我的主旨。在此，沒有任何政治信條比史學家的如下格言更能說明我的意圖：儘可能替對方考慮，避免自己的偏執和自負。這就像18世紀的一句源於柯爾貝爾的經濟學格言「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在創立方法上即使它不是定論，也是重要的一步。不錯，像麥考萊、梯也爾和當代兩位最偉大的作家蒙森和特賴奇克這樣最具感染力的人物，把自己偉岸的身影投射於他們的著作之中，這種做法對偉人是合適的，而且一個偉人也許抵得上幾個完美的歷史學家。然而這句諺言自有道理：史學家不露面時，才會有最傑出’的表現。我們更恰當的榜樣是牛津主教，除了他面前的事件，他從不說明自己的想法；還有他著名的法國對手福斯泰爾·德·庫朗熱，他對一群興奮的聽眾說：「不要以為你們是在聽我說話，這是歷史自己發出的聲音。」除非考慮到三千年的歷史，我們便不能在這四百年的歷史觀察中發現哲理。這會是一個片面而錯誤的誘導。但是我期望，即使這段短暫而難以啟迪人智的歷史，也有助于大家看到，超然於他所要拯救的人類之上的基督，他的行動並未失敗，而是還在加強；神的統治智慧，並不體現于世界的完美，而體現于世界的改善；已經獲得的自由是個道德成果，它有賴于進步文明的各種條件的匯合和共同作用。然後，你們才會理解一個著名哲人的所言：史學是對宗教的真實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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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宣稱自由是勛章，是獎品，是桂冠。既然自由是個具有兩百種定義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學之外，這一大堆解釋引起的流血遠甚于任何事物，那麼他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自由是指法國的民主，或是指美國的聯邦制度‧是指意大利人所關注的民族獨立，還是指德國人理想中最優秀者的統治‧敝人不知如下工作是否會進入我的職責範圍：穿越我們盛衰多變的歷史景觀，去追索自由觀念的緩慢進程；去描述那些觸及良知本質的深邃思考如何促進了一種維護良知的更崇高、更神聖的自由觀，直到權利的衛土變成作為權利之原因的義務的衛土，直到作為塵世財富的物質保障而受到獎賞的自由，因為保障着一切宗教活動而變為神聖。我們所需要的，只是一把進入歷史的平凡的鑰匙；不必停下來討哲學家的歡心，我們當前的願望也可得到滿足。我們不必探詢，在上帝的人間代理是否永無謬誤這個問題上，薩拉薩或巴特勒、康德或維內所持的觀點有幾分道理，也可順利達成以下共識：只要絶對專制的統治依賴的是無敵的武器、集中的財富、御用的教會和殘忍的法律，它的統治便會崩潰；崛起的商業反對土地，勞動反對財富，國家反對社會的支配勢力，分權反對國家，個人思想反對歷代習俗，因此無論什麼權威，無論是少數派還是多數派，都不能要求絶對的服從；哪裡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考驗，存在着對於可靠的信念和累積的知識的保護，哪裡存在着相當水平的普遍道德、教育、勇氣和自製能力，哪裡(即使只有這一個地方)就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社會，整個世界會邁着不同的步伐，通過克服種種失敗，向它所展示的生存狀態前進。各位從以下現象即可瞭解這一點：代議制、奴隷制的廢除，輿論的統治，等等；通過較不明顯的事例，也會更好地體會到這一點：對弱勢團體和良心自由的保護，它們在受到有效保護後，又保障着另一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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