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對於我們而言，評價權威著作，權衡歷史記述，要比發現新課題更有價值。近代史雖然是個應用面最寬的領域，卻不是我們獲得技藝的最佳領域。因為它太寬廣，不像古代史或十字軍之前的歷史那樣，它的豐碩成果依然良莠不分。最好還是去考察一下在那些明確而有限的問題上已經做出過的事情，以及從施韋格勒那兒學習如何着手這種分析性工作。這些問題諸如普盧塔克的《伯裡克利》的資料來源，論述《雅典政制》的兩部小冊子，《致狄奧格內圖斯書信》(Epistleco Diognetus)的原始文本，《聖安東尼傳》(Life of St．Antony)的寫作時間等。通過與新版本的比較而對中世紀作者的批判，更為確鑿，也更令人滿意，因為後人在這些新版本上做了一些不可信的工作，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過于斯塔布斯主教的數篇序言，其中對《神曲》的抨擊是一個重要事件，它引起最優秀的意大利學者為維護但丁而做出了並非有失分寸的反擊。若是有人告訴我們，英國在批判者的隊伍方面落後於歐陸，我們應當承認，就工作的數量而非質量來說，這話是正確的。兩位劍橋大學的教授，萊特弗特和霍特，既已不在人世，因此我可以說，他們是法國人和德國人皆未能超越的批判學者。

在我們的歷史學與前輩歷史學之間掘出一道鴻溝的這一代作者，他們的第三個顯著特點，便是不偏不倚的原則(dogma of impartiality)。在普通人看來，這個詞即意味着「公正」 (justice)。他們認為自己可以宣稱，他們的宗教信仰、他的繁榮昌明的國度、他的不論民主的、自由主義君主制(liberal monarchy)的或歷史保守主義的政治傾向，具有種種優點，這樣做沒有任何不公或失當：只要他公平對待另一方也許稍遜一籌的優點，並且從不因某人的立場而視其為聖徒或惡棍。他會說，一個絶對抹殺某一方面所有優點的評判者，是毫無公正可言的。這些手執批判主義羅盤的人們，航行於他人未曾涉足的海洋，開闢了一個不同的研究視野。超然于辯解或爭執之上的歷史學，必須立足於文獻而不是意見。他們有自己的「真理」觀，它建立在對發現真理超常困難，發現後加以驗證更為困難的認識之上。他們認為，以極其慎重、明晰而有洞察力的態度著書立說，可以使每一個有着良好願望的人和他們走到一起，不論他們的感情如何，都可贏得他的贊同。宗教和政治中作為真理的思想，便是歷史的力量。必須尊重它們，切不可禁錮它們。只要歷史學保持至高的尊嚴、嚴格的自律、審慎的超然姿態和對司法事務的緘默，它便可以高居于紛爭之上，形成一個公認的審判庭，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如果人們真正誠實，只根據明確的道德而不是教義做出判斷，那麼，基督教徒和異教徒就會用相同的語言來描述尤里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會用相同的語言來描述路德，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就會用同樣的語言描述華盛頓，法國和德國的愛國者也會以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拿破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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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着敬意來談論這個學派，是由於它所做出的功績，它堅持歷史真理，堅持這種真理對人類思想享有正當的權威。它為我們每個人提供了一門既可恰當接受、也可恰當放棄的學問。因為它不是真理的全部。蘭弗裡的評述卡諾的論文，舒蓋有關革命戰爭的論著，羅珀的軍事史，羅熱有關加爾文時代日內瓦的著述，可以為各位提供不偏不倚的事例，它們比我所講述的還要純正。勒南說，它是富裕的貴族社會中的奢侈品，注定會在殘酷而骯髒的爭鬥年代消失。在我們的大學裡，它得到了一個高貴而牢固的避難所；為了協助它的神聖事業——因為那是真理和榮譽的事業，我們可以從公共生活這個極不科學的領域，吸取一個有益的教訓。在這個領域，一個人可以很快看到一些更有能力、更優秀的人和他做對。此外，觀念是權力的來源，也是培育原則的名校，為了理解它們的巨大力量和真正含義，我們便不停地清除那些從永恆紛爭及不良後果中滋生出來的謬言、偏見、自詡之辭，直到讓我們的對手變得比他們自己所展示的更強大、更有說服力。除了在我讓各位散去之前我們就要面對的事例，令歷史學家不願意信奉的誡律莫此為甚。

蘭克是近代史學得以形成的這個時代的代表。他認為近代史學是批判的、無價值色彩的和嶄新的。我們在每個環節上都繞不開他，他為我們做出的貢獻無人可比。有些著作比他的所有著作更紮實，有些著作在政治、宗教和哲學見解方面，在創造性想像的活力方面，在思想的獨創性、高度和深度方面，也許超過了他；但是他優秀的重要成果所達到的程度，他對於傑出人士的影響，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被人類所接受並加以運用的知識的數量，世人無可匹比。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877年，當時他虛弱不堪，形容枯槁，雙眼近乎失明，几乎無法閲讀和寫作。他柔聲地喃喃道別，我擔心再聽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噩耗。兩年後，他開始了一部世界史的寫作。雖然不能說沒有缺陷，但這部創作於83歲之後、內容遠涉中世紀時期的17卷著作，創造了著作史上令人歎為觀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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