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24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24，共134。
而且，這種認為人民擁有廢立君王的神聖權利的信念，在得到宗教的認可後，獲得了更寬廣的基礎。其力量足以同教會和國王抗衡。在布魯斯王室和金雀花王室之間為爭奪蘇格蘭和愛爾蘭而展開的鬥爭中，英格蘭的要求受到羅馬的支持，但是遭到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的拒絶。蘇格蘭議會致信教皇表明他們的決心。這封信表明了民意原則已深深生根。在談到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時，他們說道：「是上帝的旨意，是我們誓死捍衛的本國的法律和習慣，是人民的選擇，使他成為我們的王。倘若他違背自己的原則，同意讓我們變成英王的臣民，我們就將他視為敵人，視為我們的權利和他本人的權利的破壞者，而另選一人代替他。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榮耀，也不是為了財富，而是為了凡是真正的人都願意與之共存亡的自由。」如果有些人經常看到自己最愛戴的人在與統治者進行着不懈的鬥爭，他們對效忠做出這樣評價是很自然的。格列高利七世很鄙視這些世俗權力，認為它們是魔鬼的產物，然而當時雙方都願意承認主權在民，把它視作權力的直接來源而訴求之。
兩個世紀後，這種政治學說在教皇黨人圭爾夫派(the Guelphs)，在吉伯林派(Ghibellines)或皇帝派(Imperialists)那裡都得到了明確有力的闡述。下面就是一位最著名的圭爾夫派作者的觀點：「不信守義務的國王，即喪失了讓人服從的權利。廢黜此人並非叛亂，因為他本人即是一個人民有權推翻的叛亂者。但最好是限制他的權力，使之無從濫用。有鑒於此，全體人民皆應參與對自己的統治；憲法應當把有限的、推舉出的君權同賢明的貴族統治結合起來，這種混合的民主政體將允許每個階層通過民眾選舉當政。在人民規定的範圍之外，任何政府皆無權征稅。一切政治權力皆源於民眾的選舉，一切法律必須由人民或其代表制定。只要我們尚受另一個人意志的支配，便沒有安全可言。」這段文字是對輝格黨革命理論的最早闡述。它摘自聖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培根勛爵認為他是經院派神學家當中心胸最博大的一位。知道這一點不無裨益：阿奎那寫下這些話的時候，西門·德·孟德福正在召集平民院；而這位那不勒斯修士的政治學，卻要比那位英國政治家的學說先進好幾個世紀。吉伯林派中最優秀的作者要數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他說：「法律的權威來自人民；沒有人民的同意，它便沒有效力。既然整體大於部分，部分為整體立法便是不公正的；既然人人平等，一個人就不應受制於另一個人的立法。但是所有的人在遵守他們皆已同意的法律時，實際上是自我統治。立法機構為實施其意志而設立的君主，應當被賦予這樣一種強制力：足以強制個別人，但不足以控制大多數人民。他對人民負責，受法律約束。人民任命他，賦予責任，同時必須監督他遵守憲法，在他違反時必須撤換他。公民的權利不受他們所持信仰的影響；任何人不因為其宗教觀點受到懲罰。」這個作者在某些方面比洛克或孟德斯鳩看得更遠；在人民的至高無上性、代議制政府、立法機構高於執行機構、良知自由等方面，他深深領悟到如今統治着近代世界的那些原則。他生活的時代在英國是愛德華二世在位時期，即550年以前。
意味深長的是，這兩位分屬於不同派別、也許會置對方于死地而後快的作者，在自那時以來一直聚訟紛紜的許多根本問題匕，他們竟會持有一致的觀點。聖托馬斯本來是想讓教皇控制所有的基督教政府。馬西利烏斯本來是要求僧侶服從土地法，還想限制他們的財產和人數。隨着這場大辯論的進行，許多事情逐漸清晰起來，並形成了若干確定的信念。這些信念不僅是超越時代的先知般人物的思想，而且有望支配未來的現實世界。領主的傳統統治受到嚴重威脅。十字軍開闢的東方之路極大地刺激了工業生產。出現了從農村流向城鎮的人流，而城鎮政府在封建制度中並無一席之地。當人們發現另一條謀生途徑，為此不必依靠擁有土地的階級的善良意願時，地主的重要性便一落千丈，它開始轉移到動產的所有者手裡。城鎮人民不僅擺脫了主教和領主的控制，而且為了他們自己的階層及其利益，竭力爭取對國家的支配權。
14世紀充滿着民主力量與騎士制度之間的這種激烈鬥爭。人傑地靈的意大利城鎮首先提倡一種理想的、一般並不切實可行的民主政制，瑞士掙脫了奧地利的扼制，沿著萊茵河谷，穿過德國的心臟地帶，興起了長長的兩串自由城鎮。巴黎公民控制了國王，改造了國家，踏上治理法國的偉大的探索歷程。但是，在所有歐陸國家中，城市自由的成長最健康最茁壯的地方是比利時；從古到今，它一直忠貞不渝地信奉着自治原則。佛蘭德斯的城鎮如此富饒，民主運動如此廣泛，以至於人們很早就不再懷疑，新勢力將取得勝利，軍事貴族的優勢將讓位於富裕的、有知識的商人階層。但是當時幾個捍衛早期民主政體的城市，如林茲、馬塞、阿特威爾德等，生而復死，毫無影響。中產階級的運動也為底層窮苦民眾的要求、情緒和願望得以釋放；法國和英國的殘酷暴亂引發一場反動，使得權力的革新延宕了數個世紀，而且，社會革命的紅色幽靈也出現在民主的道路上。根特的武裝公民被法國的騎士鎮壓；各階層的地位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它給人們的思想引起的混亂，其成果被君主制所獨享。
兩個世紀後，這種政治學說在教皇黨人圭爾夫派(the Guelphs)，在吉伯林派(Ghibellines)或皇帝派(Imperialists)那裡都得到了明確有力的闡述。下面就是一位最著名的圭爾夫派作者的觀點：「不信守義務的國王，即喪失了讓人服從的權利。廢黜此人並非叛亂，因為他本人即是一個人民有權推翻的叛亂者。但最好是限制他的權力，使之無從濫用。有鑒於此，全體人民皆應參與對自己的統治；憲法應當把有限的、推舉出的君權同賢明的貴族統治結合起來，這種混合的民主政體將允許每個階層通過民眾選舉當政。在人民規定的範圍之外，任何政府皆無權征稅。一切政治權力皆源於民眾的選舉，一切法律必須由人民或其代表制定。只要我們尚受另一個人意志的支配，便沒有安全可言。」這段文字是對輝格黨革命理論的最早闡述。它摘自聖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培根勛爵認為他是經院派神學家當中心胸最博大的一位。知道這一點不無裨益：阿奎那寫下這些話的時候，西門·德·孟德福正在召集平民院；而這位那不勒斯修士的政治學，卻要比那位英國政治家的學說先進好幾個世紀。吉伯林派中最優秀的作者要數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他說：「法律的權威來自人民；沒有人民的同意，它便沒有效力。既然整體大於部分，部分為整體立法便是不公正的；既然人人平等，一個人就不應受制於另一個人的立法。但是所有的人在遵守他們皆已同意的法律時，實際上是自我統治。立法機構為實施其意志而設立的君主，應當被賦予這樣一種強制力：足以強制個別人，但不足以控制大多數人民。他對人民負責，受法律約束。人民任命他，賦予責任，同時必須監督他遵守憲法，在他違反時必須撤換他。公民的權利不受他們所持信仰的影響；任何人不因為其宗教觀點受到懲罰。」這個作者在某些方面比洛克或孟德斯鳩看得更遠；在人民的至高無上性、代議制政府、立法機構高於執行機構、良知自由等方面，他深深領悟到如今統治着近代世界的那些原則。他生活的時代在英國是愛德華二世在位時期，即550年以前。
14世紀充滿着民主力量與騎士制度之間的這種激烈鬥爭。人傑地靈的意大利城鎮首先提倡一種理想的、一般並不切實可行的民主政制，瑞士掙脫了奧地利的扼制，沿著萊茵河谷，穿過德國的心臟地帶，興起了長長的兩串自由城鎮。巴黎公民控制了國王，改造了國家，踏上治理法國的偉大的探索歷程。但是，在所有歐陸國家中，城市自由的成長最健康最茁壯的地方是比利時；從古到今，它一直忠貞不渝地信奉着自治原則。佛蘭德斯的城鎮如此富饒，民主運動如此廣泛，以至於人們很早就不再懷疑，新勢力將取得勝利，軍事貴族的優勢將讓位於富裕的、有知識的商人階層。但是當時幾個捍衛早期民主政體的城市，如林茲、馬塞、阿特威爾德等，生而復死，毫無影響。中產階級的運動也為底層窮苦民眾的要求、情緒和願望得以釋放；法國和英國的殘酷暴亂引發一場反動，使得權力的革新延宕了數個世紀，而且，社會革命的紅色幽靈也出現在民主的道路上。根特的武裝公民被法國的騎士鎮壓；各階層的地位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它給人們的思想引起的混亂，其成果被君主制所獨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