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難題的第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是拉蒙納哲學的狹隘。在與羅馬教廷論戰時，他已經多少失去了他的傳統主義的理論眼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針對的是調和宗教與自由的問題——一個仍佔據着法國最優秀的頭腦的問題。但是，一種政策觀點怎麼能構造一種哲學呢‧他最初認為，對於教會而言，獲得自由的保護是有利的，它應譴責舊制度正在失敗的事業。但是與過去它的事業更強大時使它站在了專制主義一邊的類似論證相比，這並不更像是一種哲學。然而，既然博納德已經確立了絶對君權的信條，拉蒙納便與自由同行。他說教會在自由一方，因為這是正義的一方，而不是因為它是更強大的一方。德·邁斯特在復辟時代看到了天主教原則的勝利，而拉蒙納在1830年的革命中看到了它的勝利。

顯而易見，對於一種哲學，這是個過分狹窄和暫時的基礎。教會所關心的，不是1789年、1815年或1830年這些日子所記載的原則或事業的勝利，而是正義和正義事業的勝利，無論它是屬於人民還是君主，屬於一個天主教派還是它的反對派。教會同意接受公法和政治科學的檢驗。當它們宣告一次反抗或戰爭的正當性條件存在，教會便不能譴責那種反抗或戰爭。教會在判斷這些事情時所遵循的標準並不屬於教會，而是從不受教會控制的其他領域借來的。科學是如此，法律和政治學也是如此。其他真理與自然法或實在法中所包涵的真理一樣確定，而其他義務就像規定了人民和權威之間的關係的義務一樣必要。在教會的政治行動中置權利於便利之上的原則，同時適用於歷史學或天文學。教會犯下政治錯誤，就像犯下科學的錯誤一樣，都是與它的事業不一致的。教會的利益也許會被某種政治上正義的政策或因為承認了某個事實或檔案而受到損害。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教會都不能以否認真理為代價來保護它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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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或多或少已與宗教無關，而天主教徒或多或少忽略學習科學的時代，讓這一原則獲得承認是非常困難的。在教會的眼中，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有相同的要求和相同的條件。天主教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評判政府的政策和科學的發現。公法可以使推翻天主教君主如詹姆斯二世，或支持一個新教君主如那位普魯士國王，成為一項強制性命令。科學的證明可能迫使我們相信地球繞着太陽運轉，或《君士坦丁捐贈》(Donation of Constantine)是偽造的。宗教的表面利益有許多理由反對這一切，但宗教自身阻止這種想法抬頭。那些儘力捍衛原則的作者們一直沒有明白這一點。他們通常是從自己實踐目標的永久不變的立場去考慮它，因而沒有獲得那種對全部真理的追求本來可以向他們揭示的普遍的觀點。法國的作家們為政治自由，德國人為思想自由做了很多事，但一種事業的保衛者對另一事業的同情如此之少，以致他們忽視了從二者共同的立場去保衛他們自己的事業。几乎沒有一個天主教作家深入到使他們產生的共同根源中去。即使是在今天，這仍是天主教著述中最重大的缺陷。

在提供了這一錯誤的主要事例的大多數人中，特別在拉蒙納那兒，它所暗示的信仰的衰弱是把一切知識都變成意見，失于重視方法研究或科學證據的思想不嚴密結合在一起。但是，一個身披德國科學甲冑的教士怎麼會在同樣的探索中完全失敗，並不容易解釋清楚。為瞭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必須回到弗羅斯查默的理論產生的時代，回顧它從中萌生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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