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許多目標截然相反的同伴一起開始他的旅程後，弗羅斯查默博士最近撰寫了一本論述教會聯合的小冊子，在他的發展論中把自己和教會完全區別開。那些被他視為過分鼓吹一致性和敵視進步的反對者，激勵着他建立自己的新學說，他們的矛盾也迫使他走到這樣的立場上：讓統一完全讓位於變化。現在他斷言，除了在道德和仁愛方面之外，我們的主並不希望在他的追隨者中達成統一或絶對的一致，他沒有制定固定的教義體系；同時，基督教信仰在特定時代可能採取的形式，並不是在將來的任何時候都具有效力，而是應不斷地加以修正。他說，教會不時做出的各種定義，不應一成不變加以遵守。宗教知識的進步不是通過學習，而是通過天才取得的，並且不受傳統和固定規則的影響。他堅稱，不僅形式而且內容都在變化，一個時代的信念在另一個時代也許不但會得到發展，也會被人摒棄，在一成不變的教條與未有定論的觀點之間划出一條界線是不可能的。

如果只着眼于弗羅斯查默博士的功績，促使他成為異端的原因便不可能受到多少重視。因為乍看起來他表現出對神學非常淺薄的認識，這是不可原諒的。這些認識的教訓在於，它們提供了某些如今被普遍持有並很少有人反對的錯誤之後果的明顯例證。當他發現自己受到他所來說的羅馬教皇不公正的審查時，對他認為從良心上相信自己與教會的真正信仰相一致也就足夠了。他本來不應當再認為整個教會染上它的統治者不能倖免的易於犯錯的傾向，或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降低到僅僅是學派觀點的水平。在他眼裡，權威似乎代表了整個教會。因此，為了全力保護自己免受其影響，他拋棄了教會學說的首要原則。他的錯誤非但沒有推進自由事業，還招致了一種對自由的反動，對於它必須非常嚴肅地對待，而它第一個重要的徵兆尚須做進一步描述。

1863年12月21日，教皇發給慕尼黑大主教一份發表於同年3月5日的通諭。這份檔案解釋說，教皇原先受人誘導，懷疑最近在慕尼黑召開的天主教大會持有類似弗羅斯查默博士的傾向，因而以一種極大的不信任來看待它。但是會議改採納的致詞以及大主教所作的報告消除了這些情緒。同時，他表達了他從會議所倡導的原則中獲得的安慰，並讚許那些會議召集者們的計劃。他徵詢德國主教們的意見，以便能夠按照他們教會目前的情形，決定大會續會是否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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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譴責弗氏學說以及對慕尼黑大會通過的條例表示認可外，通諭還包括更深刻、更廣泛意義的段落，它們沒有直接涉及德國教士的行為，但是與這份《評論》雜誌的立場有重要關聯。這些段落的要點如下：在當前社會狀況下，教會的至上權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必要，不應在哪怕是最小程度上放棄對宗教知識的絶對指導作用。對教皇和羅馬教廷所頒佈的教令的完全服從，不可能與科學的自由和進步相矛盾。那種挑剔經院神學的缺點和質疑其傳播者的結論與方法的傾向，威脅着教會的權威。因為教會不僅允許這種神學數世紀不變地保持對自身理論的忠誠，而且極力舉薦其作為信仰的最安全屏障和抵抗其敵人的有效武器。天主教作家不但要服從永無謬誤的教會就信仰條款做出的決定，他們還必須服從羅馬教士得出的神學結論，以及學派中得到普遍接受的觀點。因而，拒絶那些決定和觀點，雖非異端，也是錯誤的。

因此，總之一句話，通諭要求天主教神學家的共同觀點及闡釋不應當向世俗科學的進步低頭，神學知識的教程應受有關禁書目錄的教令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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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對於這份檔案中的文字，也許可以在一種與《國內外評論》以下簡稱《評論》的習慣表述相一致的意義上加以解釋。一方面，審查的對象顯然是過份的獨立要求。這種要求將剝奪教皇或主教干預學術的任何權利，並且會把迄今為止仍屬於神學派傳統的全部重要地位，轉讓給近代科學不完善、因而也不確定的結論。另一方面，同所有天主教徒一樣，《評論》一直主張，如果一個教會有一個機構，它就必須借助這個機構發表自己的意見；它的權威並不嚴格侷限于它永無謬誤的明確領域；它早就容許或批准、並且數世紀以來一直與時代的宗教和世俗知識相一致的那些觀點，不能被科學作者的新假說輕而易舉地取代，這些假說還沒有證明自己與教義真理相一致。但這種看似有理的調和論，即使是誠實或可敬的，也只會遮蔽或模糊《評論》一直作為主要目標加以宣揚的那些思想。因此，按照其真實的含義解釋教皇的話，而不是利用微妙的歧義來規避其結論，對任何堅持《評論》原則的人都不會贊成其意圖的那些信條只從形式上表示接受——這樣做不僅對教皇更尊敬，而且更有助于《評論》自身的原則，同時與它所一直倡導的精神也更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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