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處在另一種情緒之下，這一切看上去就會完全不同。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麼？那怎麼解釋摩天大樓、航空飛機和政治家們的廣播演說？所羅門何曾知道過這些？如果他可以通過無線電廣播收聽到希巴皇后從他的領地回去時對臣民們的演說，這難道不是對處身在無用的樹不池塘間的他的一個安慰麼？如果他擁有一個新聞剪輯機構，通過它他可以瞭解到報紙是如何報道他的建築的富麗堂皇、後宮的舒適安逸、那些同他辯論的聖哲們的狼狽困窘，他還會堅持說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麼？也許這些東西並不能徹底治好他的悲觀論調，但他至少會來用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實際上，克魯奇先生對我們時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陽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現還是它的消失都同樣令人煩惱的話，那很難說兩者都是使人絶望的真正原因。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卻從不滿溢；江河來到它們發源之處，在那裡它們又回來了。」

把這當作悲觀主義的根據，於是便假定這種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們夏天來到療養勝地，然後又回到他們的原來的地方。這並不能證明夏天去療養勝地是無益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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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像雪萊詩中的雲一樣，享受着這種冒險性的循環的樂趣。至于把財物留給後代的痛苦的問題，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從繼承人的角度看，這顯然並不是什麼大的損失或災難。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內部不斷承傳這一事實也不能成為悲觀論的理由。如果繼之而起的是更壞的事物，那倒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如果隨之而來的事物是更美好的，那就應該是樂觀論的理由了。

然而，就像所羅門所認為的那樣，如果繼承的事物同原來的事物一模一樣，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它呢？這不是使整個過程都失去了意義麼？當然不是，除非循環的各個階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傷的。只注視着未來，認為今天的全部意義只在於它將產生的結果，這是一種有害的習慣。沒有局部性的價值，也就沒有所謂的整體性的價值。生活不應被看作這樣一種情節劇，劇中的男女主角經歷難以想像的不幸之後，最終以圓滿的結局作為補償。

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兒子繼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兒子又繼承了他。這一切又有什麼悲劇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麼生活的樂趣必定最終會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繼，生活將永遠煥發青春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雙手；火焰漸漸熄滅，於是我準備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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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態度與對死亡的憤接態度一樣，是很合乎理性的。因此，如果情緒決定於理性，快樂和絶望就都有着同樣的理由。《佈道書》是悲劇性的，克魯奇先生的《現代性情》一書則帶有哀怨色彩。克魯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為中世紀以及稍後一些時代所認同的事物準則都崩潰了。

他說：「當今這一時代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處遊蕩；它不熟悉自己所屬的世界。它面臨的困境就像一個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樣，一旦離開了童年時代經歷的神話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導自己走向何方。」這一情況完全適用於一部分知識分子，這些人愛過文化教育，卻對現代世界一無所知。由於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之上，他們因而不能擺脫童年時代尋求安全保護的慾望，這種慾望是科學世界難以得到滿足的。

克魯奇先生同大多數文化人一樣，為這種認為科學沒有實現它的諾言的思想所困擾。他當然沒有告訴我們這些諾言是什麼，但他似乎認為，達爾文、赫肯黎等人在60年前對科學的期望，至今沒有實現。我認為這完全是謬論，是這些不願意自己的專長被人鄙視的作家、牧師們生造出來的。現今的世界上確實存在許多悲觀主義者。

當許多人的收入減少時，悲觀主義者就會增加。克魯奇先生是真正的美國人，而美國人的收入總的說來由於戰爭增加了；但是在整個歐洲大陸，知識階層遭受過巨大的苦難，每個人都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惶恐不安。這類社會因素對一個時代的情緒的影響，較之其對有關世界本質的理論的影響來，遠遠要大得多。很少有幾個時代比13世紀更令人絶望了，除了皇帝和少數幾個意大利貴族之外，被克魯奇先生如此惋悼的信仰在那時几乎為所有的人所堅信。

因此羅吉爾·培根①說：“我們這一時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有着更多的罪惡統治這個世界；而罪惡與智慧是水火不相容的。讓我們看看這個世界的現狀，用心地思考一番，我們會發現太多的墮落和腐敗；而這首先是在上的太君。……連蕩縱慾使整個宮廷名譽掃地，美餐暴食位居其首。……如果這是人君的所作所為，那麼其統治成員又怎樣？看看那些高級教上吧：他們在怎樣追金逐銀，對靈魂的拯救則嗤之以鼻。

……讓我們想想宗教的戒規：言出必行。看看他們墮落得又有多深，一個個從自己的尊嚴處跌落。（修道士的）新戒規的最首要的尊嚴已經受到了可怕的腐蝕。整個牧師階層都在追逐榮耀、淫蕩和貪婪：無論這些牧師聚在何處，比方說在巴黎和牛津，他們之間的爭三吵閙以及各種罪惡的醜聞便會傳遍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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