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太太，」馬克爾說著，朝她奔過去，「您這是何苦來，我的好太太。沒傷着骨頭吧？您快摸摸。要緊的是骨頭，皮肉倒不算什麼，可以再長，俗話說，皮肉不過是讓太太們圖個好看。別嚎了，沒心肝的東西！」他罵起哭嚎的馬琳卡來。「擦乾淨鼻涕，找你媽去。唉，太太，難道沒有您我就裝不上這個衣櫃？您準是想，我只不過是個掃院子的，其實，說正經的，我們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幹過木工活兒。興許您不信，就是這些傢具，什麼柜子啦，食品櫥啦，打我們手裡一過才這麼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細木料活兒，什麼紅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們干的。還可以打個比方說，早先也有人給我提過好幾門親事，全是體面人家的姑娘，請您原諒我這麼說，都從眼皮子底下溜過去了。全都是因為我好喝酒，還非得勁兒大的不可。」

馬克爾推過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萬諾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馬克爾重新組裝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項後，他說：「行啦，現在就差上櫃門了，您就是送去展覽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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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伊萬諾夫娜不喜歡這衣櫃，它那樣式和大小都很像靈櫃檯或者皇陵，使她產生一種迷信的恐懼。她管這衣櫃叫「阿斯科裡德陵」，實際上她指的是奧列格的坐騎，也就是只會給自己主人帶來死亡的那種東西。安娜·伊萬諾夫娜是個胡亂讀過不少書的女人，在這裡她把兩個有關聯的概念弄混了。

自從跌了一跤之後，安娜·伊萬諾夫娜肺病的徵兆開始顯露出來。

一九—0年十一月的整整一個月，安娜·伊萬諾夫娜臥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爾東和東尼娜將分別在大學和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尤拉將是醫學士，東尼娜是法學士，米沙是哲學系的語言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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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拉的心靈裡，一切都被攪亂、被顛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獨特的——他的觀點、習慣和稟賦。他極端敏感，他的見解之新穎是無法描述的。

不管藝術和歷史對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時並未躊躇。他覺得，正如天賦的樂觀或者生就的鬱悶不能成為一種職業一樣，藝術在這個意義上也難完成它的使命。他感興趣的是物理學和自然科學，認為在實際生活中應當從事對公眾有益的工作。就這樣，他選擇了醫學。

四年前還在讀一年級的時候，他在大學的地下室裡作了整整一學期的屍體解剖。他經常沿著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裡。頭髮蓬鬆的大學生幾個人一起或是單獨一個人獃在解剖室的深處。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書，一面默記着什麼，身邊堆放著骨骼；有的在角落裡不聲不響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談話，開玩笑，追趕在停屍間石板上逃竄的老鼠。在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裡，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屍體，年輕的自殺者，幾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爛的溺水的女屍，像磷火那樣刺目。注射過明礬的屍體顯得很年輕，造成肢體豐滿的假象。屍體被剖開、支解和製成標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體的美仍然不變，因此，當一具美人的屍體被粗野地扔到鍍鋅桌上的時候，仍然能引起人們的讚賞，他們並且把這種讚賞移到她被切下來的手臂或手上。地下室裡瀰漫著福爾馬林和石炭酸的氣味，從那些直挺挺的屍體的不可知的命運直到盤踞在這裡的生與死的奧秘，到處都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彷彿這裡就是奧秘之家，它的大本營。

這種奧秘的聲音壓倒其餘的一切，折磨尤拉，妨礙他解剖屍體。可是生活當中還有許多事同樣妨礙他。對此他已經習以為常，讓他分心的干擾並沒使他不安。

尤拉善於思考而更善於寫作。還在中學的時候，他就曾幻想過寫散文，寫一本傳記體的書，書中就像埋藏炸葯似的把他所見到的並經過反思的事情當中感觸最深的東西加進去。但寫這本書他還嫌過于年輕，於是便用詩來代替，猶如畫家一生都在為一幅深思熟慮的巨作勾畫草圖一樣。

尤拉寬厚地對待這些剛剛出世的詩的弱點，因為它們具有一種力量和獨創性。尤拉認為，這兩種品格，即力量和獨創性，才是藝術中現實性的有代表性的特點，其餘都是無目標的、空泛的、不需要的。

尤拉知道，他的全部性格特徵的形成應該大大地歸功於他的舅父。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這時住在洛桑。在當地用俄文出版的著作和譯著當中，他進一步發展了很早以前的對歷史的想法，即把歷史看成人類借助時代的種種現象和記憶而建造起來的第二個宇宙，並用它作為對死亡的回答。這些書的中心意思是對基督教的一種新解釋，其直接結果是一種新的藝術思想的產生。

這些思想對尤拉的朋友產生的影響更大。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米沙·戈爾東選定了哲學作為專業。在系裏，他聽神學課，甚至幾次考慮過以後轉入神學院。

對尤拉而言，舅舅的影響促使他前進，解放了他的思想，然而對米沙則是一種束縛。尤拉也知道，米沙的出身對他那種極端的迷戀所起的作用。他出於審慎的分寸感，並沒有勸說米沙放棄那些古怪的想法。不過，他經常希望看到米沙能更加看重實踐經驗，更加接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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