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昨天起在這兒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沒離開房間。克拉什卡被抱到這兒來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帶到這兒來過，後來又把她們帶走了。

伴隨她的是親近的人，同她一樣悲痛的杜多羅夫和戈爾東。父親馬克爾在一條長凳上靠着她坐下，輕聲啼泣，大聲攝鼻涕。她的母親和姐妹也哭着到她這裡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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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弔喪的人迥然不同。他們沒有強調自己同死者的關係比上述的人親近。他們不想同馬林娜、她的女兒們和死者的朋友競爭悲痛，把悲痛的優先權讓給他們。這兩個人沒有任何過分的要求，但卻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權利。他們不知何故都具有無法理喻的無聲的權利，沒有任何人觸犯他們的權利，或對他們的權利提出異議。看來正是這兩個人一開始便在操辦喪事，他們手心靜氣地辦理各種事，彷彿辦理這種事給他們帶來某種樂趣。他們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對他們產生一種奇異的印象。彷彿這兩個人不僅同殯葬事宜有關，而且還同這次死亡有關，但又並非醫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間接的原因。他們彷彿是事情發生後答應承辦喪事的人，安心料理喪事。認識他們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們是誰，但大部分人對他們一無所知。

但當那位長着一雙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爾吉斯人的細眼睛的男人，和這位並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進安放著棺材的屋子時，所有坐著、站着或走動的人，包括馬林娜在內，都順從地讓出地方，彷彿他們之間有過默契似的，，躲在一旁，從沿牆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來，互相擁擠着從房間裡走進走廊和前廳，只有這位男人和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門後面，彷彿兩個鑒定人，在無人打擾的安靜的環境中，被請來完成同殯葬直接有關的事，並且是極為緊要的事、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們兩人留下來，坐在兩把靠牆的凳子上，談起正事來：「辦得怎麼樣了，葉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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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時後醫務工作者工會派人來拉遺體，運到工會俱樂部。四點鐘舉行追悼會。沒有一份證件合用。勞動手冊過時了，舊的工會會員證沒換過，幾年沒繳納會費。這些事都得辦。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順便說一句，抬他的人馬上就要到了——還得做些準備，我遵照您的請求，把您一個人留在這兒。再見。您聽見了嗎？電話鈴響了。我出去一下。」

葉夫格拉夫走進走廊。走廊裡擠滿醫生陌生的同事、中學的同學、醫院的低級職員和書店的店員，還有馬林娜和孩子們。她摟着兩個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們（那天很冷，冷風從大門口吹進來），坐在凳子邊上等待房門什麼時候再打開，就像探監的女人，等待守衛把她放進探監室。走廊裡光線很暗，裝不下所有弔喪的人，打開了通樓梯的門。很多人站在前廳和樓道上抽菸，不時走來走去。其餘的人站在樓梯下面的台階上，越靠近大街，說話的聲音越大，越隨便。在一片壓低聲音的低語中，葉夫格拉夫費勁地聽電話裡的聲音，儘量把聲音壓低到符合弔喪的氣氛，用一隻手遮住聽筒，在電話裡回答對方的問題，大概是有關安葬的程序和醫生死亡情況的問題。他又回到房間，同那個女人繼續談下去。

「火化之後請別離開，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我對您有個過分的請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在什麼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後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幫助。您知道那麼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剛纔順便提到，您剛從伊爾庫茨克到這兒，並不准備在莫斯科久留，您上這兒來是出於別的原因，偶爾來的，並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幾個月住在這裡，更不知道這裡出了什麼事兒。您說的有些話我不明白，但我並不要求您解釋，可您別離開，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兒。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幾天裡，我們獃在一間房間裡，或兩間房間裡，但不要隔得太遠。這能辦到。我認識房管會的人。」

「您說有些話您沒聽明白。這有什麼不好明白的。我來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著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認識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庫茲涅茨基橋，進了庫茲涅茨基衚衕，突然見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爾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務被槍斃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當大學生的時候租的房間，正是我們現在坐在裡面的這個房間。我想，進去看看吧，也許舊主人僥倖還活着呢。至於他們早不在了，這兒的一切都變了樣，我是以後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聽出來的。您不是也在場嗎，我何必還說呢？我彷彿被雷打了一樣，朝街的門敞着，屋裡有人，還有口棺材，棺材裡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誰呢？我進了門，走到跟前，我想我真發瘋了，在做夢吧，可這一切您都看見了。我說得不對嗎，我何必還要給您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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