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小說》寫於1829年。普希金也是打算把它作為長篇小說來寫的。小說也沒有書名。詩人死後，別人只得用「書信小說」給它安了個一般化的名字。小說1857年才發表。自從盧梭的《新愛洛綺思》發表以後，書信體小說在歐洲頗為流行。普希金掌握了書信體的藝術，本篇有感傷主義遺風。

《別爾金小說集》的全名為《亡人伊凡·彼得洛維奇·別爾金小說集》，1830年寫作於波爾金諾村。這一年的秋季普希金特別多產，傳記作者稱之為「波爾金諾的秋天。」請看他手稿中記載的日期：《棺材老闆》——9月9日，《驛站長》——9月14日，《村姑小姐》——9月20日，《射擊》——10月12日、14日，《暴風雪》——10月20日。這期間，普希金還交錯地寫了許多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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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說集於1831年10月出版。普希金擔心反映不好，故而虛擬了一個作者別爾金，又寫了《出版人小引》，胡謅了一頓此人的身世行狀，真可謂用心良苦。結果不出所料：「讀者對待它們很冷淡，刊物則更加冷淡，」甚至有人稱之為「滑稽戲」。但是，普希金不為愚頑的偏見所動搖。下引一段有趣的談話，足資證明普希金對自己才華的自覺。他的一個熟人米列爾問他：「這個別爾金是誰？」普希金回答：「不管他是誰，不管他在哪裡，反正寫小說就應該象他這樣：樸素，精練，鮮明。」

《射擊》以真人真事為基礎。1822年在基希尼約夫，普希金本人跟一個叫佐波夫的軍官決鬥。當對手向他開槍時，普希金正捧了一把櫻桃當早飯吃。佐波夫首先開槍，沒有射中。普希金沒有開槍就走了，也沒有跟對手講和。小說中僅僅引用了這個事實而已，至於人物性格與普希金本人是大異其趣的。

《驛站長》這一篇具有較為重大的意義，普希金在此提出了「小人物」的主題，為日後果戈理的《外套》以及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同情弱小的人道主義作品開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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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琉辛諾村源流考》于1830年動手寫作。詩人死後，這篇小說經過書報檢查機關的大肆刪節和歪曲後才得以于1837年在《現代人》上發表。小說的反農奴制思想十分明顯，作者還擬了一份提綱，其中提到農民暴動。

別爾金這個人物，作為說故事人的形象，在《別爾金小說集》各篇裡頭倒是看不出來，在《戈琉辛諾村源流考》這一篇中卻表現得相當鮮明。這是個智力不甚發達的地主，通過他的眼睛看世界，通過他具有「歷史癖」與「考據癖」的頭腦進行「研究」，結果卻展現出了農奴制下農民群眾的一幅幅悲慘的畫面，反映了俄國農村數十年間衰敗的歷史。

《羅斯拉夫列夫》寫於1831年。普希金生前，于1836年在《現代人》上刊登過小說的開頭部分。1830年查果斯金的小說《羅斯拉夫列夫，或曰1812年的俄國人》出版，其中宣揚了官方的大國沙文主義。普希金沿用了他的書名，有跟查果斯金論戰的性質。

《杜布羅夫斯基》于1832年10月至1833年2月之間寫成。普希金死後，1841年初版的全集中這部小說才第一次發表，書報檢查機關作了許多刪節和歪曲。

《杜布羅夫斯基》的情節是以真人真事為基礎的。普希金的朋友納曉金告訴他一件事：「一個白俄羅斯貴族名叫奧斯特洛夫斯基，他跟鄰人因土地所有權而爭訟，官司失敗，他被趕出家園，於是他便率領手下的農奴進行搶劫，首先報復陪審官，然後打劫別的地主。」納曉金見過此人，其時他已入獄。

小說中的強盜頭子杜布羅夫斯基本質上依然是個貴族少爺。他的「作亂」完全是出於個人動機，跟他手下的農奴在思想感情上並無共同之處。他「劫富」而不「濟貧」，即使拿個人動機來看，復仇遇艷，便放棄復仇。但是，別林斯基指出：「以特羅耶古洛夫為代表的俄國貴族的古老生活方式表現得令人吃驚地真實。」小說的真正價值或許在此。

《黑桃皇后》寫於1833年11月，1834年在《閲讀文庫》上發表。

小說中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有其原型，她就是戈裡岑娜，莫斯科總督戈裡岑之母。她的孫子告訴普希金，一次他賭輸了錢，問祖母要錢還債，祖母沒有給錢，告訴了他三張牌的秘密，他再進賭場，出了那三張牌，果然贏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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