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日耳曼區，不能象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卻象暴發戶一樣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復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財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症。現在只能是寡頭政治的則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閲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常常是平民的姓氏）。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眾心甘情願。即使關係到民眾的幸福，也是如此。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願。德·拉瓦爾公爵（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於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象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產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聖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着中產階級鼻子走，並且逗得它高高興興。中產階級醉心于出人頭地，愛慕藝術和科學。然而領導這個偉大的聰敏過人的時代的庸碌之輩，卻全部仇視藝術和科學。他們需要宗教，但是他們甚至不會將宗教以富有詩意的色彩介紹出來。如果那樣做，說不定會使人喜歡宗教的。當拉馬丁、拉末耐、蒙塔朗貝爾及其他幾位天才作家用詩歌為宗教思想鍍金、對宗教思想進行革新或加以發展的時候，每一個敗壞政府聲譽的人卻在讓人品嚐宗教的苦果。任何一個民族都從未那樣百依百順過，那時節這個民族就象一個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樣。任何一個政權也從未乾過更多的蠢事：法蘭西和女人都更喜歡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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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恢復自己的權利，為了建立一個偉大的寡頭政府，聖日耳曼區的貴族必須誠心誠意地仔細搜尋，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崙的銀幣；必須開膛破肚向五臟六腑深處要一個主張立憲的黎塞留（法國著名政治家）。如果這個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須到冰冷的閣樓上去找。說不定他正在那裡奄奄待斃。然後必須將他吸收進去，正如英國上議院經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貴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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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命令這個人殘酷無情，將腐爛的枝條砍掉，將貴族大樹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國托利主義的龐大體系對於小小的頭腦來說，太無邊無際。要讓這個主義輸入到法國，法國人要花費許多時間。對這些人來說，緩慢的成功就等於「慘敗」。其次，這種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將力量安置於何處，便到何處去找尋。而我們這些偉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他們仇視任何不是來自他們自身的力量。

總之，聖日耳曼區不但沒有返老還童，反倒更加老態龍鍾。貴族頭銜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場合出現，仍可以保持。可是頭銜成了日常爭斗的對象，並不是藝術或莊重與否的問題，反而成了權勢問題。如果說，對國王的寶座來說，首先是缺少一位顧問，那種與偉大的時代同樣偉大的顧問；那麼貴族尤其缺少的，是對其自身總體利益的認識。有了這一條，本是可以彌補一切的。貴族碰到了德·塔萊朗先生的婚事問題便不敢上前，而這塔萊朗是唯一擁有金屬頭腦的人。在他的頭腦中，能夠花樣翻新地製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個國家光榮地得到新生。

聖日耳曼區對於並非貴族而擔任大臣職務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擔任大臣職務的優秀貴族。它本可以真正為國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運河，使自己國家成為頗有影響的幅員遼闊的強國等等；但是它卻賣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從事投機買賣。資產階級的活動家、有才幹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國家政權。它本可以讓這些人進入自己的行列，而把他們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它卻寧願赤手空拳地與他們戰鬥，因為它從前真正擁有的東西，現在只是從傳統上來說還佔有着罷了。更糟糕的是，這個貴族階級正好還剩下一些這樣那樣的財產，足以維持其威風。這些家族沉醉于往事之中，在十九世紀向廣場上擲出的堆堆槍支中，竟沒有一家鄭重其事地考慮到讓家中長子拿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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